#陳健民 的最後一課 向逆風而行者致敬【文化者·觀點】

11月14日,我上了陳健民教授在中大的最後一課。眼前這一位教授,和十數年前我在中大第一個課堂看見的那個陳健民,沒有兩樣,都是風趣,都擅於讓沉甸甸的社會學理論,注入生命力。

這除了是陳健民的最後一課,也無可避免地演變成佔中被告受審前的誓師大會。下星期一(11月19日)他和另外八個人就要開始應訊。陳自言已做定入獄的心理準備,回應者也是打氣為主,學術討論為次。

三年前,因工作關係我可以近距離觀察整場佔領運動。佔中組織者人數眾多,除了發起人,也有學生、政黨領袖和社運人士,但芸芸眾生當中,要數陳健民最為冷靜,我一直對此感到好奇。同樣是背負著整場運動的成敗,陳健民沒有 #戴耀廷 般在路中心嚎哭,也沒有學生領袖舞動手臂的激昂發言,陳健民在那變幻莫測的幾個月裡,一直是一個從容自若的組織者。

啟蒙人書,致敬燃燈者

論壇主題定為「向燃燈者致敬」,陳教授介紹了一系列啟蒙他的人的書,也借這些人和書,細說一路從學術走來,到發起佔領中環運動的經過和原委。從這些人和書當中,我開始找到答案。

其中一個對他影響甚深的人,要數耶魯大學政治社會學巨擘林茨(Juan Linz) 。陳健民這樣形容林茨:「提著兩個大袋,蹣跚地進入課室,然後將十多本課本放在枱上,開始用四平八穩的音調講課。Linz 時常會直接引經據典,甚至用上德文直接朗讀出來,班上的同學都你眼望我眼,唔明又扮明的樣子。」林茨一直研究世界上不同國度走向民主化的經驗,其中蓬勃的公民社會是國家轉向民主化一個重要推動力。故此,畢業後陳健民也走入中國大陸,扶助內地的非牟利組織,茁壯成長。這是為中國大陸走向民主化的種下一棵樹苖,這個他也是我求學時期對陳健民的第一個印象。

社會科學沒有預測性,只有解釋的能力。巨匠如林茨,也有跌眼鏡的一日。陳健民憶述了一段經歷,1989年共產政權解體,讓林茨等政治學者都驚訝不已。陳笑說:「當大家還在說共產政權如何穩固,又有何人會想過她會解體?最慘是那些寫了接近十年將要交論文的博士生,是否又要將論文掉了?」林茨後來細心研究他的學說,得出一些新的結論,這是後話。

當你審視幾百年來歐美多國走向民主化的路,跌跌撞撞,有時甚至非一國之內的人民可以控制,受到外圍勢力制肘。也許這就是陳健民為甚麼視爭取真普選的機會甚為艱巨,也放手一試,也對成敗得失、批評惡罵看得甚開。

不斷嘗試,順性而行

陳健民在論壇中引述好幾個故事,政治學者從來都是後知後覺。蘇聯解體,有誰預測過?曼德拉為南非爭取平等,由「和理非左膠」到「勇武本土」,到最後重回對話的路,溫和和激進的路線也走過,最後也得回歸對話。讀陳健民的文章,聽他的話,從來不會得到一個清晰的答案,香港人要用甚麼策略才可爭取真普選。而陳健民一路走來,也是甚麼方法也用過,走進中聯辦嘗試對話、著書立說論述真普選的重要性、到內地建立NGO,到最近推動一場大型社會運動,為了心裡所想,不斷嘗試,順性而行。

政治發展就是充滿不確定性,像陳在講座前接受記者訪問,談到在習近平治下的香港,得到普選是零。那香港人應怎樣做?他說香港公民社會應儲動力,待內地局勢改變。

這儲力的過程,通常伴隨「今日是民主運動最黑暗的一日」一類的抱怨話。參與運動的人少不免和主流社會走對台,應該如何安身立命?論壇中他講述納粹黨統治下的德國牧師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故事,當時教會竟然選擇靠攏政權,對猶太人被屠殺視若無睹。像潘霍華的同性猶太人高舉人道主義的,被視為異類。潘霍華不惜擺下與主流信仰截然不同的態度,與受壓迫者同行,甚至說出「我祈求我的國家輸得一敗塗地」(I pray for the defeat of my nation)一類「大逆不道」的話。

引梵高話,不枉此生

今天我們反對納粹,義正辭嚴,但重回當日的境地,那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想法。這情況放在今天,猶有共鳴。用愛與和平爭取民主?還是左膠大愛已不合用?這甚麼是對,甚麼是錯?這問題在香港的民主運動上爭論日久,甚至是最近讓人意志消沉的其中一個原因。陳健民沒有給予答案,但他在最後向中大同學寄語,引述梵谷與老師的對話:「我們必須依照自己理性的最高指示做下去,至於最終的價值,那只有等上帝去評斷了⋯⋯每個人都有完整的自我,都有自己的特性,如果能順性而做,那麼無論他做甚麼,結果總會是美滿的。」

每個人都依照心中所想去順性而做,那便是正確的做法,那人也不虛此生。

撰文、拍攝:Ben 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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