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逆權司機到1987 (上篇)」中提及，後傘運時代，香港人對民生現況，累積了非常複雜的情緒，剛好近年韓國「逆權系列」（《逆權大狀》、《逆權司機》）電影先後在港上映，引發廣泛的共鳴。趁第三部曲，也是最終章的《1987 : 逆權公民》上映之際，文化者特意為你紀錄3月11日，由韓國政治及文化學者鍾樂偉與《十年・冬蟬》導演黃飛鵬主持的映後談，陪大家拆解當年韓國軍政和社會狀況，於「談逆權司機到1987 (下篇)」，則會集中討論電影/當地情況如何對照香港。
內文：
鍾：鍾樂偉
黃：黃飛鵬
民主並無絕對的成功 也無絕對的失敗
黃：談及民主運動的結局，觀眾在《1987》中理解民眾一起走出去勝利的感覺，是一個很奧妙的部份，可以先讓Steve講述這個運動的結局，內容或可呼應往後的香港情況。
鍾：87年6月的抗爭運動，最高峰當然是是6月29日，當時鋪排接替全斗煥的民主正義黨總統候選人盧泰愚說：「譬如我們（民正黨）會改憲法，政府決定妥協，有直選總統的機會」，這是一個全國很歡喜的消息（編按：全斗煥為了舒緩民怨，宣佈不再連任，但將棒子轉交他的得力助手、四星上將盧泰愚，並由他代表執政黨宣布，接受反對黨提出的一系列政治民主化建議，史稱「6·29民主化宣言」。內容包括：實行總統直接選舉的制度、實施公正選舉法、對受監禁的政治犯實行大赦等，特別是修改《大韓民國憲法》，確立由第十三屆總統選舉沿用至今的公民直選總統，每個政黨均可推薦一名候選人，無黨派人士只要集齊5,000至7,000名選民推薦，即可參選直選總統，使宣言被視為南韓民主化重要的里程碑）。
記得看過一張關於當年市面情況的照片，有趣畫面令我印象深刻，相片中拍到一間韓國餐廳，於新消息發佈後，老闆特意在門前貼上「今天是一個好日子，因此所有茶是免費的。」細微至此，反映連一間餐廳的老闆，被獨裁統治者管治廿多年後，也高度期待直選新時代的來臨，渴望感國家走向美好時光，可見民眾對民主的期望極大。
奈何運動的轉化，最終沒有換來實質成果。因為到了12月的民選舉，竟然還是選出盧泰愚，一個軍人背景的人擔任新總統。當時不少民眾認為簡直是天大玩笑，並如此形容：這是廣場上的勝利，可是卻輸在制度上。（（編按：原來當日結束軍政獨裁統治的「民主化宣言」，是全斗煥和盧泰愚政府受美國施壓下突然發表的，所以導致反對派陣營大亂，未能就12月派金泳三或金大中出選而內鬨，致令盧得以成功當選。雖然他是沒有出現大量選舉舞弊，偏向公平公開的情況下，首位真正意義上的民選總統，可是其軍人背景以及跟全斗煥的密切關係，後來還是惹起很多爭議和問題。果然，95年11月16日，他跟全斗煥就因籌集和侵吞秘密政治資金相繼被捕。）
當年兩位在野派候選人分薄票源，這都是我們香港經常發生的事，插票，令到當時的盧泰愚取得三成七選票，贏得總統，是極大的諷刺，很多人氣惱和沮喪：為何我們辛苦爭取多年，竟會輸在這一步呢？不過他們（民眾）又沒有視此為完結，往後還繼續嘗試其他可能性，致令87年至93年，終於出現了首位非軍人總統（編按：於1992到97年執政的韓國前總統金泳三），真正實踐理念，亦是運動不是那一刻就完結的意思。
更替才能進步 堅持才有希望
黃：這是最精彩的一個說法。如果我們搞民主運動，只為了找到「一個人」的選擇，否則就等於運動完結了，這是很羞辱的。在民主運動中，我們真正要尋找的是「更替制度」，意思是：無論所謂的「好人」或「壞人」，都有當總統的權利和機會，若然他/她是後者的話，總有一天要為所做的事負責任。假設現在我是一個不學無術的人走去選總統，就算真的當選了，但不學無術的做完五年後任期後，我還是要換屆，或被問責曾做過的事，也會在下一次競選中有輸的可能。這就是民主運動的核心意義。
當我們追求民主運動時也可思考這事。我那位建制派父親經常問我一個問題：「如果你有機會選香港行政長官，你會選誰呢？」我每次都平靜回答：「沒辦法選出一個自己心儀的。」爸爸總會回應：「早就說你只有廢話。」
我很希望告訴他，這件事不是選誰對不對，而是選到的人不合適，可以有制度去更替，這樣社會才會進步。總有人為了爭取支持會選擇施行德政，在制度之下他/她不能再只站著下命令，還需要對自己的選票負責任，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從南韓的民主運動，我們可思考有何能借鏡和學習的部分。
鍾：我希望特別註明兩項令運動最終成功的重點。其一，是傳承的精神，我不厭其煩說了很多次，韓國民主運動的情況，由60年代獨栽出現，到87年才獲得民主，中間經歷很多不同瑣碎的事。每一次事件的走向都未必順利，也容易令人沮喪，「為何今次又不成功？為何又被鎮壓？」無疑曾讓不少人對運動失去希望。
但因著承傳精神，韓國人還是不願服輸。例如80年的血腥鎮壓後，許多人心和生命承受了重創，然而，整個韓國社會的思維沒有轉向負面，反而有群學生主動跑出來承接整個運動。那怕87年，明明已辛苦走到這一步，以多宗人命悲劇，換取政府讓步改憲法，容許直選，結果還是輸了給掌權者的計謀，但他們仍然沒有放棄，再靜候到93年的選舉，再嘗試以制度追求民主，終於選到一個真正喜歡的文 人總統，令到軍人政權被更替。
其二，這證明了運動是要跟國家「鬥長命」，民主沒絕對的美好，只能不停奮勇向前走，不可以為單一失敗事件而放棄。韓國人的無窮付出，面對接二連三的負面情況都繼續堅持，就換來了改變的可能。
還記得2012年，我在當地做大選採訪，當晚和大伙兒看到朴槿惠獲勝後，我跟一班不太喜歡朴槿惠的政黨人士吃飯，他們非常愁雲慘霧。我忍不住問：「你們之後會怎樣？」有人堅定地說：「不打緊！等五年後再來一遍！」他們沒有埋怨，而是思考，接下來的五年要繼續監察政府，期待翻身之日，果然等到2016和2017年，真的找到了朴槿惠的「痛腳」！可合理推翻政府，再選出一個更合乎民主精神的新政權。
雖然我明白香港人當下很著急，但韓國的例子印證了民主運動急不來。從韓國人的心態所見，他們對民主的訴求有耐性，也知道先要令更多人留意運動，找一些讓每個人有共鳴的元素，方可以將事情推進。這次不成功，也不代表運動永遠失敗，能夠令運動不斷開枝散葉，已經是成功之處。
沒有「叮」一聲的奇蹟 結果都看你的取態
黃：在《1987》中看到警方暴力鎮壓民眾，以及發放催淚彈的場面，令我們無法不回想14年關於雨傘革命的記憶。回到現實，我留意到也很喜歡一個情況，就是當我們談到這段日子的經歷，大家都會開始無法再說下去。這種突然的安靜，必然讓每個人在運動中有深深力拼的感覺，不住思索：我也有上過街，或我付出過什麼，但都沒有辦法成功。
我跟Steve有同樣想法，如果我們追求的民主運動是「叮」一聲，所有問題就能夠被解決，你追求的並不是民主，而是「哈利波特」，即是「奇蹟」。 我有一個經驗值得分享的，我常跟我媽討論，並形容她的民主進程是香港人大部份相似。好像我不時由生活切入問她：「妳認為現在在領匯買菜很貴？」慢慢才談到補選等事宜：「妳希望選誰呢？這個候選人就沒有標準工時？另一個候選人又如何？」我將他們的政綱整個跟媽媽說一遍，最後在上一屆補選的時候，她選了張超雄。在我來說，這對一個「阿姐」，已是一種進步了。在大家生命中出現很多不同類型的「阿姐」，你如何向她溝通或是同步，其實是一個關鍵。
另外，我覺得可以再談一談關於朴槿惠的事。現在大家理解韓國經歷一連串的民主運動，也會失敗，也會選中朴槿惠。其實當朴槿惠在職時，韓國整個文藝圈一樣面對不同打壓，不要想著香港現在有「黑名單」，很驚為天人，每一個國家都有這樣打壓人民的政府。
早幾年， 我參與釜山國際電影節就遇過一件事。大家都不知道曾出現一個更替，一個很短暫的更替。當時韓國正熱議一套關於南韓沉船意外的電影《潛水鐘》，這部戲因出現在釜山國際山電影節，導致政府是下令禁止放映，不希望這個主題出現。（編按：2016年，韓國總統朴槿惠因「閨蜜干政門」引發廣大的蝴蝶效應，這部談「世越號」海灘和批評朴氏政權的紀錄片《世越號慘案100日特輯——黃金救援時間內毫無作為的國家》，亦即《潛水鐘》在網上大熱，觀看人次超過35.2萬人次。後來還因亮相釜山國際電影節，觸動政府干預活動，並引發電影節人士抵制影展。當地文化界後來又督促朴氏政府儘快查明由該紀錄片引起的演藝界「封殺黑名單」事件真相）
政府採取的方法，是把所有門票都買起，那就不會有觀眾可以看到。但不要以為把門票都買起，電影就不會流放，這是一個愚蠢的想法，於他們（政府）再改用暴力的手段，將電影節的資源扣減。由於我當時身在影展，有幸經歷這情況，也很記得當時電影節的負責人的處理不是逃避，而是一直主動招待，抱歉資源減少，招呼不足，希望大家諒解，儘管他已招待得已經非常好。完場後，他甚至再提到關於這電影的事，反思電影節是不是有責任要再爭取放映的機會。 我認為這是一種風骨，看到一個人處事的態度。他上一秒雖然愧疚招呼，但下一秒，已經有勇氣去嘗試考慮影展再作放映的可能。
「風骨」是每個人都要思考的事。當你在現實生活中，遇到有些人或事要你讓步，面對那種難受和難堪，你到底要如何定位自己呢？就算不說2014年傘運時你在哪裡，其實日常衣食住行的每個環節之中，你都時刻在定義著自己的態度，要記得一個道理：很多事情的發生不是出於一剎那，當中全都是有步驟和逐點累積而來的。
（全篇完）
講者資料：
鍾樂偉(圖左)，研究韓國流行文化學者，《韓瘋—讓世人瘋狂的韓國現象》的作者，現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全球研究課程助理講師、韓國翰林大學言論情報學博士候選人。
黃飛鵬(圖右)，《十年·冬蟬》導演 ，畢業於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曾執導劇情短片《寂靜無光的地方》、《最後的地圖》、《流浪犬》等。《池之魚》（劇情長片）曾於 2014德國布倫瑞克國際電影節歐洲及德國首映、及入選 2013 南方影展【華人影片競賽】劇情類而獲評審特別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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