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常以「既生瑜，可生亮」，形容兩個智勇相當的人並存，難免有競爭、有衝突，然而，此話絕不適用於日本重量級獨立名導若松孝二和足立正生的身上。縱然兩人的成長背景、創作風格和性情大不同，可是他們相處非但不存在角力，反之，還是一對電影路上惺惺相惜、互相扶助的好友。
奈何，隨著知交若松在2012年意外離世，被日本政府由黎巴嫩遣返回日本，禁止出國的足立，如今狀態已變成《刺客聶隱娘》中，只可對鏡獨舞的青鸞般，有種形單影隻的落寞。
跟兩人熟稔的日本著名電影評論家四方田犬彥，在香港獨立電影節講座「若松孝二與足立正生的電影研究 」會上，跟現場人士憶起當年事，也不禁流露幾分時日遠去的感慨。
日本偏鋒鐵三角的緣份
四方田犬彥是日本影史見證人，親睹若松在六十年代起以「粉紅電影」革命介入時政和民生議題，足立由獨立電影導演，化身為遠走中東加入赤軍再被遣返的「恐怖份子」；同時，他也是兩位的友誼見證人，熟知他們自1966年相遇相知後，在公於「若松製作」合作、在私的生活趣聞等。「若要細數，恐怕一天也講不完。」他笑說。
四方田以若松孝二與足立正生，以及另一位名導大島渚的「鐵三角」關係切入，簡述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影圈和社會氣氛。他指出，戰後日本經歷入侵、空襲、原爆和連串排外事故，國家千蒼百孔、民心未恢復，影視創作人得各找方法回應社會。若松戰友大島渚身為大學畢業生，自覺應有「知識份子」覺悟，故傾向創作寫實風格、談低下階層的《愛與希望之街》（1959）和《日本之夜與霧》（1960）等電影，有趣的是，他認為自己以性愛去隱喻時弊，卻未必夠若松辛辣，所以當年拍攝《感官世界》（1976）時，就邀請若松當該片的監製並強烈要求對方留守現場，協助床戲拍攝。
四方田笑稱，坦承愛錢的若松常戲言「好極」，表面為賺錢過好生活，實情是想儲本錢炮製獨立電影。對比起大島，若松相對清貧、草根，他成長於日本東北部近福島的農村，自小打架多於學習，17歲因校內犯事逃往東京，當上甜品學徒維生，後又成了建築地盤散工、勞動者和黑社會底層。某次，他跟幫派打架後被捕，驚覺日本警界黑暗，出獄後立誓報仇——不是真的殺人，無謂再犯法坐牢嘛，而是改為「在想像中殺人」，立志做電影導演，用戲劇情節殺滅警員，替天行道。
狂想有點瘋，卻正是動力，驅使若松跑去電視台學拍攝，再輾轉成立「若松製作」抗衡當時五間大電影公司主導影圈、左派思想人士難以進入市場的狀況。這也意外造就他跟足立正生的情誼。最開初，成長於南方九州的足生，其實是先到大島渚的工作室應徵的，只是大島認為個性豪爽的他不像「知識份子」，故只安排其演戲，當一個在公眾浴場偷窺的警察。夢想不成，足立轉找若松，雖則若松搞笑回應：「你的樣子不像人，像猩猩」，可是最後卻被若松收歸旗下當副導演。
未來還有像他們的導演嗎？
兩人攜手，成就無數「若松製作」經典。1965年，若松以《隔牆有秘》代表日本出戰柏林影展，引來業界反對，更成為全國醜聞；1969年，足立受「永山則夫事件」啟發，拍成《略稱連環射殺魔》，隔年完成最後兩部情色片《叛女／夢幻地獄》和《噴出祈願／15歲的妓女》。他提議若松以1970年《愛的技術》賺取的八百萬日元，一起到巴基斯坦遊歷。二人次年火速推出《赤軍／PFLP世界戰爭宣言》（1971）。1974年，足立還拋下日本一切，前往中東展開流亡恐怖份子生涯，教導赤軍和遊擊隊製作新聞和視像紀錄，若松會定期前往探訪他，這堪稱轟動獨立影圈的大話題。
回首舊事，四方田無限感觸：「鐵三角有兩個不在人世，非常可惜。尤其如今看日本年輕導演的戲，跟他們仨的風格極不同，彷彿前人影響不曾存在，更憂心，大家是否害怕政權，不敢挑戰具攻擊性的題材？但我們是否真的活得幸福，還是只對問題視而不見？值得思考。我很尊重三位導演的態度，他們一直關心世界，將視野放諸人文領域，難能可貴。」
(圖片由影意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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