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足立跟若松參加完康城導演雙周後，毅然拋下家鄉的妻兒和事業，遠走巴勒斯坦，加入重信房子的武裝組織「阿拉伯赤軍」（赤軍），接受軍事訓練之餘，還肩負起紀錄者角色，為游擊隊製作紀錄片《赤軍：PFLP世界戰爭宣言》（1971），以及無數關於組織的生活和新聞片段，直至被日本政府遣返回國為止。
縱然足立自此被限制出境，失去個人自由和權利，可是剛於5月13日慶祝完79歲生日的他從不言悔。趁香港獨立電影節為其主辦專題放映，他還專程透過映後視像對談，勉勵傘後憂鬱的香港人，務必冷靜檢視現實，整頓心情繼續為理念抗爭。
逼於無奈的恐怖選擇
乍聽「恐怖分子導演」之名，足立似是霸氣又嚴肅的狂人，然而，當投映屏幕亮起，他卻以溫婉的語調和親切的笑容，展現了對世界的溫柔。足立七十年代初加入赤軍，雖然曾想過學習軍事和武裝抗爭等技巧，以肉身衝擊強權，但幾經轉折後，他最終接納游擊隊建議，改為「拍攝」組織真實生活，並將訊息轉達世界各地的人。
回看抉擇，足立認同這更有意義。他跟赤軍長年相處、交流後，觀察到即使這班人手法極端，出發點卻是出於無奈的善意，只為支援慘遭資本主義強權欺壓的底層，「析解武裝革命有很多層次。先談『恐佈』的字源，其字義『Terror』指向專制和獨斷的暴力，可以體現於政府以不法的手段統治人民上，而跟其對抗的人反而是『反恐分子』。只是隨時間演化，它才變成發動武裝抗爭者的稱呼。」足立解說。
足立又指出，這群抗爭者的處境，跟日本大眾的理解略有差異。基於國家時局不穩、各種官僚限制，要推行改革並不容易，好些國度，如巴勒斯坦人，抗爭時開槍是因為他們「被以色列人欺壓太久，不得不以此鬥爭。沒有槍枝和器械，根本無力還擊強大侵害。深究初衷，游擊隊的思想原點來自生活和保護家庭，而實際上，他們盡可能避免因武裝衝突引發傷亡。」遺憾地，受環境限制和無止盡的壓逼使然，才會爆發連串亂事和死傷，造成人民對巴勒斯坦、黎巴嫩或赤軍等的負面理解。
有生之年可做的事
為此，足立自覺有責任去挖掘和揭露實況。像《赤軍殘酷內鬥暗黑史》（2007）放映後，有觀眾疑問，何以影片選材傾向平淡，他回應不少人總將游擊隊的狀態幻想得風風火火，「其實大家不太了解巴勒斯坦游擊隊。早年資訊不多，認知尤其欠缺、誤解亦深，許多只看到他們使用武力，卻沒想過背後動機和掙扎。所以我想盡可能用影像弄清來龍去脈，立體呈現他們的生活遭遇，不是只顧具煽動性的一面。特別在七十年代，日本做(造？）革命的人雖然關心世界，理論讀很多、書讀很多，可是思想整理較混亂，對海外游擊隊有太多不必要的想像，所以平實拍攝以外，我尤其注重字幕，想強調他們的狀態和特質，好讓日後將影片帶回日本巡影，引起人們更大的迴響和討論，深入了解革命的意思。」
事至今天，足立的作品怎樣改變了社會？他本人不敢直言得失，只是經歷連串起跌和榮辱後，仍敢高呼一句，「六十年代至今，我的怒火不滅。」他認為，資本社會仍以強權壓逼群眾，「不見血的貿易戰爭，都是剝削人民的舉動啊。」所以有生之年，他還想繼續以創作回應世界，「權力是抽象的，要找方法將它呈現。政府藉由軍隊向人民施壓，將權力具體化展現出來；而我們就以作品去彰顯人民的力量。」哪怕抗爭時有失敗或失落，「人總覺得自己聰明，可以做好多事，但其實不是的，這會產生很多問題。適當時，就承認不足吧！反省行為的利與弊，避免自傷殘害，多支援有需要的人，是我們可以做的事。」足立憑人生經驗說出此話，並將之送給於傘運後感到失落的港人以互勉。
（圖片由影意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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