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除了是陳健民的最後一課，也無可避免地演變成佔中被告受審前的誓師大會。下星期一（11月19日）他和另外八個人就要開始應訊。陳自言已做定入獄的心理準備，回應者也是打氣為主，學術討論為次。
三年前，因工作關係我可以近距離觀察整場佔領運動。佔中組織者人數眾多，除了發起人，也有學生、政黨領袖和社運人士，但芸芸眾生當中，要數陳健民最為冷靜，我一直對此感到好奇。同樣是背負著整場運動的成敗，陳健民沒有 #戴耀廷 般在路中心嚎哭，也沒有學生領袖舞動手臂的激昂發言，陳健民在那變幻莫測的幾個月裡，一直是一個從容自若的組織者。
啟蒙人書，致敬燃燈者
論壇主題定為「向燃燈者致敬」，陳教授介紹了一系列啟蒙他的人的書，也借這些人和書，細說一路從學術走來，到發起佔領中環運動的經過和原委。從這些人和書當中，我開始找到答案。
其中一個對他影響甚深的人，要數耶魯大學政治社會學巨擘林茨(Juan Linz) 。陳健民這樣形容林茨：「提著兩個大袋，蹣跚地進入課室，然後將十多本課本放在枱上，開始用四平八穩的音調講課。Linz 時常會直接引經據典，甚至用上德文直接朗讀出來，班上的同學都你眼望我眼，唔明又扮明的樣子。」林茨一直研究世界上不同國度走向民主化的經驗，其中蓬勃的公民社會是國家轉向民主化一個重要推動力。故此，畢業後陳健民也走入中國大陸，扶助內地的非牟利組織，茁壯成長。這是為中國大陸走向民主化的種下一棵樹苖，這個他也是我求學時期對陳健民的第一個印象。
社會科學沒有預測性，只有解釋的能力。巨匠如林茨，也有跌眼鏡的一日。陳健民憶述了一段經歷，1989年共產政權解體，讓林茨等政治學者都驚訝不已。陳笑說：「當大家還在說共產政權如何穩固，又有何人會想過她會解體？最慘是那些寫了接近十年將要交論文的博士生，是否又要將論文掉了？」林茨後來細心研究他的學說，得出一些新的結論，這是後話。
當你審視幾百年來歐美多國走向民主化的路，跌跌撞撞，有時甚至非一國之內的人民可以控制，受到外圍勢力制肘。也許這就是陳健民為甚麼視爭取真普選的機會甚為艱巨，也放手一試，也對成敗得失、批評惡罵看得甚開。
不斷嘗試，順性而行
陳健民在論壇中引述好幾個故事，政治學者從來都是後知後覺。蘇聯解體，有誰預測過？曼德拉為南非爭取平等，由「和理非左膠」到「勇武本土」，到最後重回對話的路，溫和和激進的路線也走過，最後也得回歸對話。讀陳健民的文章，聽他的話，從來不會得到一個清晰的答案，香港人要用甚麼策略才可爭取真普選。而陳健民一路走來，也是甚麼方法也用過，走進中聯辦嘗試對話、著書立說論述真普選的重要性、到內地建立NGO，到最近推動一場大型社會運動，為了心裡所想，不斷嘗試，順性而行。
政治發展就是充滿不確定性，像陳在講座前接受記者訪問，談到在習近平治下的香港，得到普選是零。那香港人應怎樣做？他說香港公民社會應儲動力，待內地局勢改變。
這儲力的過程，通常伴隨「今日是民主運動最黑暗的一日」一類的抱怨話。參與運動的人少不免和主流社會走對台，應該如何安身立命？論壇中他講述納粹黨統治下的德國牧師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故事，當時教會竟然選擇靠攏政權，對猶太人被屠殺視若無睹。像潘霍華的同性猶太人高舉人道主義的，被視為異類。潘霍華不惜擺下與主流信仰截然不同的態度，與受壓迫者同行，甚至說出「我祈求我的國家輸得一敗塗地」（I pray for the defeat of my nation）一類「大逆不道」的話。
引梵高話，不枉此生
今天我們反對納粹，義正辭嚴，但重回當日的境地，那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想法。這情況放在今天，猶有共鳴。用愛與和平爭取民主？還是左膠大愛已不合用？這甚麼是對，甚麼是錯？這問題在香港的民主運動上爭論日久，甚至是最近讓人意志消沉的其中一個原因。陳健民沒有給予答案，但他在最後向中大同學寄語，引述梵谷與老師的對話：「我們必須依照自己理性的最高指示做下去，至於最終的價值，那只有等上帝去評斷了⋯⋯每個人都有完整的自我，都有自己的特性，如果能順性而做，那麼無論他做甚麼，結果總會是美滿的。」
每個人都依照心中所想去順性而做，那便是正確的做法，那人也不虛此生。
撰文、拍攝：Ben 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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