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的貝聿銘先生【文化者‧觀點】

【文化者‧觀點】我認識的貝聿銘先生

撰文:馮永基(退休政府建築師、設計師及水墨畫家)

我認識貝聿銘的名字大概在六十年代末,來自一本台灣出版的小書名為《中國人在美國》;當中介紹在美國有卓越成就的華人,這包括楊振寧、李政道、吳健雄、趙元任、陳省身、郭美貞、陳香梅、貝聿銘等人。

回想當年,由於中國的積弱,一般居港華人的潛意識都是「大中華膠」。看不少男士的名子:國强、國榮、國祥、國興等等,反映不少父母對於中國要發憤圖强,確有强烈的願望。當知悉有哪傑出華人出現,亦感沾光。貝聿銘這個名字,對我們這兩代人,不獨是一位傑出的建築師,更代表一份期盼已久的光榮。

七十年代初在美國唸書,在建築史課堂介紹東方建築時,只會講述日本或印度的傳統建築。我們引以為傲的中國建築特色,卻隻字不提。因此,在西方人眼中,我們是建築設計的旁觀者,每當書本或建築雜誌上看到貝聿銘的作品,自然倍感親切。

潛藏心中多年後,終於在1991年,香港政府保送我到外國深造,並透過龔書楷建築師介紹,安排到貝先生創立的Pei Cobb Freed & Partners。當時正是霍朗明 (Norman Foster) 的黃金年代,同事們問我為何不向正紅透半天的霍朗明建築師事務所學藝。我認為他的高科技建築是另一門知識,更須超凡的工業技術配套。反之,從貝先生學習,是要深入了解他成功之道。

一眾對貝先生好評,緣自他的謙虛、他的魅力、他的才華及對建築的熱情。我在他公司的幾個月裡,最大收穫的是從各方面了解他本人。作為一個移民,如何在一個西方人主導的西式建築環境,況且是上流圈子,能獲得他們的信任,從而交託國家重點建築於一位華人。尤其在五十年代,美國社會正飽受麥卡鍚主義沖擊,絕不容易在動輒千萬美元的投資上,讓一位來自中國的小伙子,發揮他天賦的才華。

1992年3月25日,很感謝貝先生願意抽空給我在其私人辦公室長談一個小時。我不好意思以「粉絲」的原因道明來意,他直率建議我應該到歐洲看新建築才是。我反問道:「繼新寧大厦及中銀大厦後,為何再沒為香港設計另一地標?」他毫不猶疑:「香港人只愛他的名字,並不太喜歡他的設計。」從我猜想,他相當了解香港人對中銀大厦的風水興趣更大於其建築設計的睿智;尤其以中國庭園藝術融合於高聳的幾何形建築,才是他以東方神韻營造超高建築的精心突破。

「愧對貝聿銘」是我在1997年在《明報》發表的一篇文章。Carter Wiseman所寫的貝聿銘專書亦透露,儘管貝先用心為自己的故土留下作品,惟那些建築所得到的尊重,卻有點兒强差人意。順道一提,在香港島銅鑼灣的新寧大厦,據說是好不容易才邀請到貝先生設計,亦因商業理由而被拆卸重建。幸好是,在2000年,由香港建築師學會舉辦的「香港十大優秀建築選舉」,中銀大厦被選為十大之首,開心見已年屆八十的貝先生,再度重臨香港,接受這遲來的掌聲。

貝先生的設計,能盡顯其心思細密及表現在地建築所歸屬的文化脈絡。從巴黎羅浮宮到香港中銀大厦,從甲賀市的美秀美術館到多哈的伊斯蘭博物館,從北京的香山飯店到波士頓的甘乃迪圖書館,其設計都流露深層次的文化底蘊及人文精神,絕對不會一式一樣。他曾解釋何為「好的建築」,認為設計本身不需要詮釋為甚麼主義?甚麼風格?在羅浮宮的玻璃金字塔旁,他看到年輕男女在擁抱,足已說明,他們揀選來到這裡浪漫,是因為他們感受到優美與舒懐!

也許,我們再無必要追問貝先生認同甚麼民族身分。最有意義,是貝先生最终在家鄉留下心血的結晶:一座呈現中國現代建築精華的蘇州博物館,是他為自己的故土,送上最真誠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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