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先生傳》於1919年被刊登在《新生活》雜誌，寫一位名為『差不多』的人，凡事以差不多、馬虎和隨便的心態處理生活大小事，最終亦因『差不多』之處事方法而死。胡適透過此文諷喻當時中國到處都是『差不多先生』，對自己的生活和社會制度都毫無要求，但求苟且偷生，活一天算一天。」
一百年前的今天（五月四日），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社運事件—— 「五四運動」，事件起源自史稱「山東問題」之主權爭議。
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戰）發生時，日本向當時德國之據地中國山東出兵，及後更佔領青島。一戰在1918年11月11日宣告結束，而日本在兩個月後的巴黎和會上則要求中國把德國原有在山東的權益轉交給他們。此舉引來中國學生不滿，認為當時的北洋政府未有盡最大努力保護自己國土之完整。數千名學生發起集會、示威及遊行，高呼 「外爭國權、內除國賊」，並把當時有份處理轉交權益予日本的官員一一清算，如駐日公使章宗祥被打、交通總長曹汝霖被放火燒屋。數十名以北京大學為主的學生因而被逮捕， 國民響應時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呼籲，以全國大罷學、大罷工及大罷市等形式要求釋放學生。
反觀百年後香港，佔中九子因「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被起訴判刑；其實早在五四運動時，被捕入獄的學生也有幾十人，歷史不斷重複，但結局卻有不同。
宏觀意義上的「五四運動」，其實不止於上述的社運事件，而是一場巨大的思想及文化革新運動—— 史稱「新文化運動」。
早於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已意味着受西方思想影響的有識之士有意挑戰傳統儒家價值。而學者陳獨秀於1915年發起的《新青年》雜誌，思想上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文化上亦推動新文學發展，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新青年》當時成為具影響力的革命刊物，讓學生的反傳統思想及自由意志發酵得更濃烈。上述之「山東問題」，更讓國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愈發激烈。至「五四運動」發生後，「新文化運動」亦持續推展。
「五四運動」一大推手，是當時北京大學教授及《新青年》編輯—— 胡適。曾留學美國的他深受西方思潮影響，不僅大力推動白話文的運用，亦曾在《新青年》及《新生活》等刊物撰文論政說時事。被後世傳為經典的《差不多先生傳》就是出自他手的一篇文章，於1919年被刊登在《新生活》雜誌。此文表面寫一位名為「差不多」的人，凡事以差不多、馬虎和隨便的心態處理生活大小事。文章末段描寫一生活在「隨便過人生」態度下的主角，最終亦因「差不多」之處事方法而死。
胡適透過此文諷喻當時中國到處都是「差不多先生」，對自己的生活和社會制度都毫無要求，但求苟且偷生，活一天算一天。每位「差不多先生」都彼此欺騙，令大家都覺得這種狀態是常態，最終「活在隨便，死於馬虎」。一百年過去， 《差不多先生傳》 依然被視為警世的文章。有人說時代向前走，人卻在往後退，文章裏描寫的「差不多先生」好像在這時代再次出現。但在這高壓時代生存的人，寧願相信「認真就輸了」，究竟是處身這世代「不肯認真」還是「不能認真」呢？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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