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 與香港人齊上齊落三十載【文化者•專訪】

「如果做正確的事的人們活於恐懼,也就代表魔鬼的那方勝利了。所以要站起來,做我們覺得對的事。捍衛我們的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還有堅守道德地做人的自由。」—— 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

香港書展上星期完結,「香港亂局」卻暫時未看到完結的徵兆。相信曾到訪書展的朋友除了會看到在香港各區被「撕一貼百」的連儂牆,也有機會會看到出版社高舉「Be Water」橫幅表明自己的立場。成立第三十一年,曾出版多本香港文化及時政評論書籍的本地出版社——次文化堂社長 #彭志銘 說:「我們從第一天起的定位就是以本土文化為主。七一那天我們也有上街,我們喊到聲嘶力竭,也只喊一句話:『要齊齊整整,齊上齊落。』」

作為文化界一員,他深明身處不同崗位,「各人有各人的修行」的道理:「這條路我們走了三十年有多,雖然我們並非以報紙或紀錄片形式經營,卻以不同的方式不知不覺間保留和紀錄了香港文化最蓬勃,盛開得最燦爛的時間。」彭sir以創立次文化堂的經歷,鼓勵同路人行動要be water,但立場和信念仍要一如既往地solid…

時政評論書「式微」?!時間性是死因

每年一度的書展被視為出版商的廝殺戰場。今年撞正逃犯條例修訂激發的社會風波,又有沒有影響次文化堂的生意?「其實每年書展都差不多啊,能夠賣出四、五百本已經算很好了。但今年發生這件事,當然也令書展人流極少… 今年至少少了20%,絕對不止貿發局所說的只少了60000人,連帶生意額也下跌了逾10%。可是這也沒辦法啊,喜歡看書的那群文化人,正正就是會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他們都在週末去遊行了。星期日那天正好發生元朗事件(721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星期一大家都人心惶惶不敢出門…」他直言還好有久未推出作品的本地漫畫家尊子的新作品集《老抽中國》和《生抽香港》 「頂住」,令出版社生意額還不至於太差。

自言全書展只有次文化堂「有種」發行多本時政評論的書籍,彭sir認為撇除政治立場,銷量是致命的原因:「時政評論的書籍會對出版社構成經濟壓力,主因是這些書的時效性很強。像上兩個星期『唔好搞我後面』還是潮語,現在好像已經過時了。這些書的壽命其實頗短的,所以沒有多少作者願意寫,當然就沒有其他出版社會出售談及政治的書籍。」香港文化界自我審查情況嚴重,彭sir十分勞氣:「『三中商』(三聯、中華、商務書店統稱)是問題的其中一個元兇。像我們的出品、古德明寫的《夢見習近平》,內容其實只是很普通的、全屬事實敘述的時政分析。但他們根本沒有認真審核內容,只因書名『敏感』就不讓我們放在他們那賣了。」有趣的是,香港書商自我噤聲之時,中國大陸的讀者卻依然大無畏地來港購買時政書籍:「每年書展都有中國大陸讀者來買書啊,通常他們來次文化社最主要是買兩種書籍:一是我們的廣東話和語言系列,他們都會一整套每本都買齊的;也會買一些有關時政的書籍,例如吳志森的時政評論系列。不過他們只是說會把書帶回去中國大陸,但沒有說會以怎樣的形式帶回去就是了。」

賣書賺錢是神話 香港出版業殘酷的這些年

提起次文化堂,總有人會想起2000年出版、笑論董建華執政年代的《老懵董》系列漫畫。「《老懵董》是最『好景』的時期嗎?」無知的我好奇。「其實我們的形象在千禧年前已經建立起來了,不是像大眾認知靠所謂最『紅』的《老懵董》而『發圍』。《老懵董》是2000年的時候,很趕急地出版的。只是這本銷量真的不錯,當時售出了約四萬本。」

彭sir回想起本地出版業的那些年:「如果是說全香港書業最順風順水的話,是八十年代初至回歸前。或者準確一點來說,當時整個社會的流行文化,包括唱片、電影、電視、雜誌和出版等,都是那段時間發展得最蓬勃的。」

他說千禧年後的兩三年,其實次文化堂的生意是還可以的,但自2005年後就每況愈下,至近年更是十分難熬。他一口氣數了N個本地文化出版業難做的原因:「文化行業本身已經難做,出版更難做。2000年後閱讀習慣轉變,新世代不喜歡閱讀。其實原因有很多,學校的壓迫、教育制度的不堪當然是其一,令他們只顧功課和追趕分數,不願接觸『雜書』和課外知識及文化,這現象其實很危險;網絡文化普及當然也是一大因素,速食文化盛行令年輕一輩習慣了『標題黨』或短篇文章的洗禮,這是全球性的趨勢;就算會閱讀的人,他們都傾向電子傳媒和電子書等媒介,不多接觸實體書;經濟差,大家買書都要『諗過度過』,又要考慮家裏有沒有位置安放;而香港人生活又很辛苦,哪有心情細嚼需要時間深化、消化的文史哲題材內容?反而你會留意到消閒性的書如旅遊、煮食甚至運程書等都依然受港人歡迎;最後不得不提『三中商』,他們霸佔市場佔有率,書店和出版社在這場仗裏面打得非常吃力。小店沒有空間生存,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也逐步收窄。大眾缺乏知識的流入,又怎會有動力買書呢?」看似雜亂無章,其實環環相扣。這些原因的加乘效果,正是令本地文化出版業萎縮、出版商經營變得困難的原因。

拒被挫敗包抄 不停轉出新方向

次文化堂社長 彭志銘

七八十年代,成立次文化堂前,彭sir其實曾在電影圈打滾過一段時間:「當時做電影做得有點累,因為電影所呈現的意念是動感的,但也有很多意念是要以靜態才能展示。例如相片、圖片、文字的表述,留給觀眾一點思考的空間。」所以彭sir決定從電影副導演及編劇等身分跳出來,轉戰文化圈而創立次文化社。那年是1988年的年尾,《次文化雙週刊》也同時面世:「第一期封面找來了當時坊間公認很醜的余慕蓮,我們特別安排攝影的角度和化妝服裝等等都做得很夢幻很美。當時其實想了很多類似這種的創意,然而照片所呈現的美學跟電影的表達手法不一樣。這就是做出版主要的原因。」在那年代輕觸性別議題,其實這類型的雜誌不就是現在各路文青們會追捧的讀物嗎?可惜當年因人力物力需求極高唯有轉以月刊形式繼續經營,維持了十多期,大約1990年左右就因為虧本太厲害而無以為繼。

沒有被這些不足掛齒的失敗經驗絆倒,出版各種有關本地文化的書籍為次文化堂後來主要的任務。「其實我們從第一天的定位就是以本土文化為主。我們也給自己訂立了兩個最主要的目標:第一,是把學校不會教人的東西寫出來。例如我寫過一本關於廣東話髒話的書籍《小狗懶擦鞋》,其實這些都是我們日常生活會用的,但你可曾見過學校老師會教你?第二,是把大家覺得高雅、難以接觸的東西,以比較通俗的方法表達。反之亦然。」從吳昊的《香港掌故》系列,到史文鴻及余慕雲的本地電影文化研究系列,再到研究本地漫畫和刊登本地主要漫畫家專訪的《漫畫讀物》,都是次文化堂會觸碰的範疇:「當時基本上只有我們是在深入的研究本地文化,而又會出版這些書刊。」

廣東話的樂趣 「粵罵」愈爽

 《粵罵詈言》 書影
《粵罵詈言》 書影

彭sir自己也有寫書,並以廣東話和繁體字研究為主,堅持了十多年始終如一。今年他的作品《粵罵詈言》就把很多以罵人為用途的粵語詞彙放在裏面,附以該詞背後的歷史和緣由,他笑言:「例如常在議會內聽到議員互相指罵,你送我一句『走狗』,我回贈你一句『奴才』。為甚麼要那麼動氣呢?就是因為他們都沒文化啊。以『奴才』為例,清朝時候當官的,是血統上有關係、為政權親屬的才能叫『奴才』,普通的漢人官員只能只能稱為『臣』。所以被稱為『奴才』代表你是『自己友』,應該高興才對啊!」彭sir表示兩年前已經想寫這本書,但去年書展前知道教育局曾發表言論,指廣東話只是漢語其中一種方言,令他覺得要「做啲嘢」,所以聯合四十多位作者寫了《香港粵語撐到底》。彭sir作為主編便把時間全花在該書身上,令這本書延遲面世。

 《粵罵詈言》 書影
《粵罵詈言》 書影

寫廣東話文化寫了十多年,不膩嗎?「語言除了讀音,還包含傳統文化。廣東話其實是最完整地保留了傳統中國文化的語系。以前中國戰亂,人們逃到南方,保存了中原最多的語言、詞彙和用字。最明顯的例子,是唐詩宋詞一定要用廣東話來唸,才會押韻和貼合語境,如果用普通話唸會格格不入。既然我們一出生所接觸的第一語言就是廣東話,自然就有責任要保留。所以做那麼多年還要繼續,原因很簡單,就是為了堅守正體字和推廣廣東話文化。」

「可以帶着憤怒上街,但一定要安全回家。」

彭sir對於逃犯條例修訂所引發的社會風波顯得很憂心 。

作為香港人,彭sir堅守廣東話文化,當然也很關心隨逃犯條例修訂所引發的社會風波。對於愈發激烈的警民衝突,他顯得很憂心:「示威者裝備十分簡陋,但警察不但裝備齊全,更有行使武權的權力。」他呼籲警察要冷靜,不要以名為驅散、實為拘捕的行動對付示威者。也希望特首林鄭月娥停止與民為敵,從速回應民間訴求。

彭sir在七一那天參與遊行之餘,也在民間電台街站「嗌咪」,希望同路人「齊上齊落」,保護好自己和身邊人:「有甚麼事,大家一起商討。小朋友相信大人的話就跟他們分享自己的想法,大人也千萬不要讓小朋友落單而胡思亂想,希望大家互相幫忙。可以帶着憤怒上街,但一定要安全回家。」問彭sir最想對年輕人説的一句話是甚麼,他指着懸掛在檔位上的橫幅:「Be Water,就這麼簡單。」他也對香港人有以下的寄語:「如果做正確的事的人們活於恐懼,也就代表魔鬼的那方勝利了。所以要站起來,做我們覺得對的事。捍衛我們的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還有堅守道德地做人的自由。」

撰文、攝影:熊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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