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的確有啲睇唔起香港，運動令我看清楚⋯⋯年輕人認為食得飽、着得暖、人工揾得多之外，原來更重要是物質生活以外。我在這個年紀見到呢個景象我覺得好幸運。」── 陳育強
創建於1963年的香港中文大學，以孔夫子《論語》中「博文約禮」為校訓。諷刺的是，激烈的抗爭轉入校園，中大被冠以一個新朵：「暴大」，並成為抗爭者與警方對峙的重要地點。
2019年11月12日之後中大二號橋後像一個冷酷異境，更似結界。過千粒催淚彈、數不清的汽油彈横飛之後，淺灰色的地面被染成黑色，從此這世界的顏色也不一樣。
今年「陸六」的陳育強對這個熟悉又陌生的校園，百感交雜。他畢業於中大藝術系，任教於中大藝術系25年，與這所大學共榮共辱近半個世紀。暴力帶入了校園是「果」，是誰令碧海也變？變作俗流滔天？荒謬的是，連校長段崇智救學生都捱了滿臉催淚彈。
「文革；1988年政府推行大學四改三；1989年八九民運，中大都走得很前，我當時做學生都有走出來。奇怪是這傳統現在城市化和消費改變，而不是以前的純樸，昔日為追求真理和公義，一吹雞便出來有義氣，現在校園不是個個都是這樣，要遇到埋身的事才能覺悟。」
陳育強清楚記得，於美國鶴溪藝術學院獲藝術碩士學位後回中大任教時，他只有二十多歲，還是個青澀的「死𡃁仔」。那年，1989年，中大的大紅花盛放，跟北京廣場上一樣的血紅。
「當年的你不是秃頭吧？」我戲謔。
「頭髮不知有多濃密。」陳育強回話。
無腳的雀本來只計劃教一個學期便離開，他主講西方媒介創作課程。「最後卻足足教了25年，有些科目未教過，當時沒有機會備課便硬着頭皮去教。第一個學期很辛苦，教現代美術，但我無讀過歷史，兩小時的課我花很多時間去備課。」陳育強苦笑道。
三年前，陳育強提早退休，兩次告別宴學生來了過百人，不少人送給他的禮物，都寫着四個字：「一代宗師」，他顯然是個桃李滿門的教授。
早前跟陳育強到德國柏林，與一班準大學生參加遊學團。走在布蘭登堡門附近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二千七百多根大小不一的混凝土柱排列佇立，像橫躺的棺材又似迷宮。學生們在裏面逛着，思考這城曾發生的歷史，戰爭的殘酷，陳育強從藝術角度，引發學生思考。
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樣，進入催淚年代，對香港的想像也完全改變。但作為春風化雨的夫子，看見有學生被冠以暴徒、被拘捕，他的感慨自然更深。另一方面，作為一位「走得頗前」的年青人的父親，默默地支持兒子，他有雙重的感受。
中大原學生會會歌，由黃永熙作曲，林以亮（宋淇，即張愛玲好友及其遺產執行人，宋以朗父親）填詞，其中一句是：「我們要做替大眾鋪路的橋樑。」2017年，中大學生會代表會成立《廣東話會歌、會章專責委員會》，為會歌填寫粵語版歌詞使會歌更有香港文化，新會歌變成：「披着荊、斬着棘／堅信初生犢需打拼過千關／如夢的初衷心底裏渴望。」
曾經做過學生，也教過無數學生，他理解學生的訴求。
「作為『和理非』我比較抽離，嘗試去明白成件事，也成日問自己：『我可以做甚麼？』唔明藍絲咁多證據不可信仍會信政府，一直諗。」這種「可以做甚麼？」的無力感，延綿整個香港。
或曰：沒有嚐過催淚彈放題，不算香港人。和理非的陳育強當然也吃過催淚彈，因為知道自己勇武不起。「坦白講我不是很感性的人，但我身邊學生與朋友好多都覺得，乜角色都應該返去，我比較抽離。某程度我覺得自己勇武是阻住人哋。無貢獻仲要人照顧我？」
他在社交媒體或whatsapp 群組發言，希望可以影響社會、一個社群，甚至一個人。
「不進則退，拜託唔好企喺度，唔好比人傷！」
「年青人條命一定長過佢地，呢D就係本錢，唔好傷本！」他發表言論，希望大家理性去看待事件。
「我諗最成功是Be Water，把整個格局放在國際議題，香港人往後應更了解Be water 是什麼意思？效用大過燒舖和搞美心。現在一方面建立黃色經濟圈對抗藍色經濟圈，用攬炒話俾既得利益者知，我們是生命共同體，無論是藍是黃。還有更重要是：深層次矛盾要如何解決？政府根本無解決過。」
陳育強另一個身份是香港藝術家。他曾參與逾百個展覽，包括第51屆威尼斯雙年展、第二屆亞太當代藝術三年展等。他也曾擔任《香港視覺藝術年鑑》主編多年。現時仍是Para Site藝術空間及香港美感教育機構董事局成員，以及為亞洲藝術文獻庫和雅禮協會擔任顧問。
陳育強多年來依隨直覺來創作，他坦言，整個運動也讓他重新思考藝術的力量。「以前我對藝術與政治藝術好有疑問，事件有讓我改觀。」
看到香港人天天迸發的創意文宣、大戲版《願榮光歸香港》、催淚彈頭藝術裝置、獅子山人鏈、越看越有味道的政治漫畫，遍地開花甚至國際開花的連儂牆，都令這位藝術家和藝術教授側目。
「黃照達已好勁，尊子無得頂，呢兩個漫畫家已經好勁和有創意，視覺和政治口號乜都有齊，最成功是連儂旗，它代表了香港咁旺盛咁有色彩。感情+技術+效率，高手在民間，這就是香港的隱形創意核心。」陳育強侃侃而談。
1989年，陳育強開始教學生涯，他還記得九七前後討論文化身份，成為世界注目點，二千年新生代，身份不被明顯地提出，作品看到製作方式的生態，越來越放鬆，好多空間可以鑽入去。沒有空間直接在城市做作品，不是我是香港人才去做，默認方式來做作品。新一代白雙重，李傑，政治環境轉變是一個很大的議題，勾起藝術家對政治興趣，例如周俊輝。香港人對回歸政治現實的反映，不再define香港人，回歸幾年後，講如何自處，流露在作品中。
陳育強說，從來在藝術教育上，並非教學如何生存。「我自己都無簽畫廊，我自己都生存唔到。我會感化他們將自己觸角批到很敏銳。」
陳育強說，很多同學都認為他太理性，不夠浪漫。「藝術家大情大性，浪漫角色，我不是。我在大學已諗如何客觀理解藝術，因為藝術教育比藝術家重要，如果教出幾個藝術家只能自己圈子發揮作用，畢業學生如何發展，可能得10%做藝術家，90%要找其他出路。我盡量將藝術的專業打開，同其他知識有聯系，需要更多想法克服這多元東西，再進入藝術界，這些年做了很多思考。」
「人生到了這個階段，你覺得整場運動對你個人有甚麼影響？」我問陳育強，這也是我問過無數活於平行時空的人的問題。他想了想，很認真的回話。
「人生走到這一步，香港一直話是福地，引以自豪的價值是錢和財技，一講就是經濟。現在看清楚，這些舊一代價值只是香港政府的價值，新一代的價值迴異：他們認為食得飽、着得暖、人工揾得多之外，原來更重要是物質生活以外。」
陳育強更語重心長地補充：「以前我的確有啲睇唔起香港，運動令我看清楚，對與錯已變：你上到位，贏到人就是對？現在已不同。一直香港人給外界感覺是市儈、膚淺、短視和自我中心，你現在看Facebook論述幾有水平，年輕人又關心國際事務。香港視野大好多，香港不只屬於中國，而是屬於世界。」
「香港教育都唔是太失敗，我在這個年紀見到呢個景象我覺得好幸運。」
提早退休的陳育強，即搞了一個展覽「不如重新開始」。他坦言正在回歸原點，努力創作。「覺得自己返老還童，我好珍惜不為什麼去做作品，不為做作品而做作品，我好享受。」陳育強說。
撰文：鄭天儀
攝影：余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