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0年1月1日進香港，師從錢穆先生，之後就一直關心香港。」—— 余英時《中國與民主》
據台灣中央研究院證實，國際具影響力的史學泰斗余英時於8月1日清晨，在美國寓所睡夢中辭世，享年91。
余英時1930年出生於天津，1950年來港，先是師從國學大師 #錢穆，也是香港新亞書院文史系首屆畢業生。1955年，余英時負笈美國，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畢業後他曾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也是美國普林斯敦大學榮譽教授，他曾在1973至1975年間二度來港，出任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1974年當選台灣中研院院士。余英時院士於2006年，榮獲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榮獲唐獎首屆漢學獎。
中研院在通告中形容余英時為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他深入研究中國思想、政治與文化史，貫通古今，在當今學界十分罕見。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更提出許多發人深思的議題。學術研究之外，他亦為具社會關懷、維護自由民主價值之公眾知識份子；2014年獲得首屆唐獎漢學獎殊榮後，為鼓勵年輕學人投入人文研究領域，委託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設置「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提攜後進不遺於力。
香港著名作家董橋在英國半工讀時，看了余英時許多著述，董橋於其著作《文林回想錄》便有一篇文章《我的朋友余英時》，稱許道：「我不是余英時的學生，在我心中余英時卻永遠是我的老師。」
董橋：他永遠是我的老師
董橋回憶，他和余英時結交通信匆匆相見是八十年代他回香港主編《明報月刊》的時期，「那是機緣的湊泊平生的樂事。我喜歡歷史而涉獵浮泛，讀當代歷史學家的著作但覺滿樹棗子只合遠觀無從品嚐。讀余先生的著述我欣喜的是樹上的棗子余先生都採集了放進幾個竹籃裏任人分辨生的熟的酸的甜的，樂趣無窮。步步深讀之後我慢慢體會出一個歷史學家不可不具備的錚錚的風骨和鐵打的道義。那是家國情懷的昇華更是亂世士人照亮歧路亡羊的一盞明燈。我的感覺是我終於走出歷史昏暗的隧道消受曙光的庇佑。」
余英時在1973至1975年間二度來港，出任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他於2013年曾撰文談香港的佔中運動，指「公民抗命不但不是破壞政治、社會、經濟秩序的激烈行為，而且是以一種最和平、最理性、也最文明的方式促使秩序更合理化的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