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字』不是好用的字庫，更像電腦病毒，卻在人腦中起作用。」
──徐冰
在一場鋪天蓋地的文字祭壇中，大量的文字，沒有一個能夠被讀懂，卻震憾了整個藝術界──這套名為《天書》的作品，由中國當代著名藝術家徐冰耗時四年創作，成為了香港藝術館最多字的藏品。
「通常文字通過傳意、表達、溝通起作用，我的『文字』卻是通過不溝通、誤導、混淆起作用。」在現今林林總總的語言體系裏，漢字以其特殊結構及意音結合的特色佔據了獨特的位置，而香港沒有經過漢字簡化的運動過程，與早期的漢字核心距離似乎更近，為此徐冰也直言：「《天書》這件作品在香港的語境中更有效。」
《天書》曾分別於不同年代在香港藝術館展出，展示時，總有觀眾要在芸芸字海中不竭地搜尋熟悉的詞彙，在懂與不懂之間，正體現《天書》從漢字體系中抽離的效果。香港藝術家、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客座教授陳育強談起徐冰這套作品時，也不禁嘆道：「他將漢字置於當代藝術的範疇作處理，我至今尚沒看過有人這樣做，而且做得徹底。」近年，陳育強銳意探索漢字書法與藝術的抽象關係，而極具顛覆性的《天書》一作，對他而言是相當具啟發性。
從《天書》出發，徐冰與不斷探索漢字可能性的香港藝術家陳育強，分別談及以漢字介入當代藝術的挑戰。在網絡世代之下，語言彷彿趨向廉價，然而徐冰特意將漢字以裝置形式展示， 如若將文字供奉於神壇。當《天書》在香港藝術館中展出時，亦與香港自身的語言文化環境相互扣連和呼應。
懂與不懂之間 《天書》複數性的觀賞魅力
「我的藝術總是與文字糾纏不清。」受到在北大圖書館學系工作的母親影響，徐冰從少浸泡於書庫，尚未讀懂文字，就已熟悉各種書的模樣。到了能讀的時候，卻遇上了文革，除了「小紅書」外別無他書可讀。直至1980年代，中國大陸遇上「文化熱」，在傳統和當代文化的碰撞之下，喚起了《天書》的誕生。
「我懂得觸碰文字的作用，我的觸碰充滿了敬畏，也夾雜着調侃；在戲弄的同時，又把它們供在聖壇上。它們有時给你一張熟悉的臉，你卻叫不出它的名字，它們經過偽裝，行文間藏着埋伏。」學習版畫出身的徐冰，深明文字由單一走向「複數性」的力量，為了抽空《天書》的內容，挑戰書的本質，他選擇以又名「官體」的宋體進行活字印刷，淡化文字所流露的個人情緒，並以精準而嚴格的工序，造出四千多個假字。
在《天書》中，文字既像真又不能被讀，徐冰描述《天書》在不同國家展示後所引發的有趣反應：「展覽的時候，很多韓國人以為是日文，很多日本人以為是韓文，很多中國留學生以為是中國古代的文字，而西方人則以為是真正的中國文字。」在方塊字的結構下，漢字離開了其功能性作用，卻顯示了另一種被觀賞的魅力，讓不同觀眾各有詮釋。對於徐冰來說，這也是漢字創作的了不起之處：「它寄生於文字卻超越文字，它不是讀的，是看的，它把文字打扮得比文字本身還重要。」
徐冰對漢字的顛覆 陳育強：藝術以「無聊」突顯其「有聊」
這種對漢字原本組織的顛覆，按陳育強形容，就像一幅馬格列特的畫作，將互不相干的物件放在一起。「我第一次看徐冰的《天書》時，是在大會堂低座。在當時來說，他的作品對藝術界而言極度震撼，然而很多大眾卻不知道他在做甚麼，因為他模仿傳統線裝書的排版方式，讓很多觀眾覺得既熟悉又陌生。排版的方式是大家熟知的古籍文字編排方式，但內裏文字卻一個都認不出，相當超現實。」
漢字的構造遵循一定的法則，漢字的形態、造字方法一早已確立一套法則，名為「六書」，撇開「聲」與「義」，其視覺審美主要在一橫一豎間，一如房屋的建築結構，整個空間的疏密安排構成呼吸丶節奏。陳育強認為這造字傳統更顯漢字的魅力：
「徐冰的作品，是一個關於『甚麼』的問題，因為他探索造字上的意義，組織漢字的新內容。文字是概念藝術初時的重要途徑，任何文字本身都是指事符號、是人造符號。這種人造符號透過文化不斷地傳遞，產生了不同意思，例如一個字往往衍生數種意思。因此文字本身，在藝術上有很重要的地位。」
徐冰在《天書》一作中，將漢字的方塊書寫重新調度，把當中的部首、筆劃重新調配，打破傳統閱讀和思維模式，到了1993年，他再次超越自身的創作，把英文字母以中國書法用筆的風格進行設計，將西方的線性書寫和中文的方塊字體結合起來，成為跨國域的文字符號交流。
「藝術家產生的系統看似是無聊的，當中的漢字不能閱讀，但當他花上如此重大的人力物力來完成，甚至體現出中英文字的交換後，就令這套作品變得『有聊』。」從《天書》一作，陳育強點出了藝術本身的意義：「藝術是甚麼？藝術可以是無聊的，但這世上很多事情正因其『無聊』，才能避開功利的功能性，令到其他價值得以突顯。」
當《天書》落戶香港藝術館
從藝術家完整而詳細的概念出發，《天書》後來衍生了不同版本，並在全球多間知名博物館進行展出。《天書》落戶香港藝術館時，亦成為了藝術館其中一套「最大型的藏品」，在2000年的「蛻變突破──華人新藝術」巡迴展，以及2019年香港藝術館翻新重開後的「小題大作──香港藝術館的故事」展覽中皆曾展出。
「香港藝術館的空間比較高大和方正，令作品的呈現效果更顯莊重。香港藝術館的佈展水平很好，作品裝好後，我到現場看過，只給過一點小小的調整建議，效果非常圓滿。」徐冰兼顧每一個細節，《天書》在不同博物館展出時，他會因應不同場地空間進行相應的調整和展示。當《天書》成為香港藝術館的收藏時，徐冰亦曾為此提供了對作品裝置具體尺寸的懸掛要求。
徐冰認為，當文字或漢字成為當代作品的材料時，與香港這個東西文化傳統與當代文化相交之地，有一種特殊的連接關係：「事實上，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當代，並不是一種二元對位的關係，而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複雜關係之中包容的關係。」一向銳意從中國傳統文化根源中進行顛覆的徐冰，透過文字，對傳統知識體系的慣性認知設下阻截，透過既像漢字又不可讀的偽文字，邀請觀眾進入作品，重新思考與判斷。無疑，當《天書》落在文化交替不斷的香港時，徐冰也直指：《天書》在香港的語境中更有效。
採訪：鄭天儀、鄭思珩
撰文：鄭思珩
（部分圖片由香港藝術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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