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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俄羅斯人入侵烏克蘭的同時,這個政權其實正在奪走人們的生命——我們的人民為保護我們的土地而死,他們的年輕士兵也因入侵我們的土地而垂死,但他們不過是別人的孩子。」

—— Iana Zinovieva

2022年2月24日清晨5時50分,克里姆林宮毫無預警釋出直播,正式向烏克蘭宣戰。拂曉時分,烏克蘭大部分人還在入睡,位於俄烏邊境的重鎮馬里烏波爾市(Mariupol)已開始傳出炮擊與槍聲。香港時差比烏克蘭早了六個小時,當Iana與丈夫得知基輔遭到轟炸時,是在香港的白天。她馬上打電話給身處烏克蘭的家人與好友,通知他們:戰爭已經開始了。

「這是我打過最掙扎的一通電話。」Iana憶起那個早晨時說道。「當我打給母親時,我說:『媽媽,戰爭開始了,我不知道我能否再見到你。』我們從當地時間早上五時左右開始打電話給每個我們認識的人,通知他們離開,那時大部分人仍在睡覺,沒有人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他們為此感到震驚和恐慌,並說:『不可能,這只是我們自己的軍隊、國防軍的演習,我們不妨留在基輔,首都仍然很安全。』但一段時間過後,他們開始意識到,恐慌已經蔓延,街上諸多人民試圖撤離,交通壅塞,一切來得那麼令人心碎。」

24號,戰爭開始的這一天,深刻地印在Iana的腦海。那一刻她的心態與很多烏克蘭人一樣徹底改變了,遠在香港的她馬上組織在港的烏克蘭人,他們把事業擱置一旁,又或許在下班後馬不停蹄地投入自願工作:做資料搜集、提供資訊協助當地人撤離、呼籲捐贈、提高各界對烏俄戰爭的關注等。目睹遠方家鄉曾經熟悉的地方現在佈滿彈孔、病人和孩子住進防空洞、祖母拒絕撤離、丈夫的阿姨堅持申請服役,Iana坦言最大的心願是回家,但同時她亦清楚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戰場,而她的職責,便是留在香港投身這場遠在家鄉的「資訊戰」,同時為有意向烏克蘭施予援手的香港人擔任嚮導。

從烏克蘭赴美 近年移居香港

Iana原本來自烏克蘭西部,該處離波蘭比較近,長年被俄方視為「極端民族主義和具侵略性」地區。她會說流利的烏克蘭語和俄語,丈夫則來自烏克蘭中部,對於很多居住在首都的人來說,俄語是一種主要的語言,所以他和家人實際上說俄語比烏克蘭語流利得多。他們在一起之後的首六年,日常裏Iana會對丈夫說烏克蘭語,他則以俄語作答,當中並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敵意或威脅。2014年,Iana丈夫獲得了赴美留學的獎學金來完成他的碩士學位,次年Iana隨他移居美國,對當時的他們來說,正值年輕年歲,又渴望見識這個世界,這似乎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他們在美國住了三年半左右的時間,後來因丈夫在工作上得到了一個調配的機會,於是二人在2017年8月搬到香港。「這是我們第一次踏足亞洲。在世界上一個截然不同的地方體驗生活,對我們來說非常值得期待,所以我們抱着好奇和興奮的心情展開新的生活。開始時,我花了一點時間才在城市中尋到出路,最初先是擔任一名英語老師,後來逐漸認識更多攝影師和合作夥伴,便開始找到自己的方向,成為一名化妝師,直到現在還設立並營運了屬於自己的小生意。」Iana說話時,睫毛隨眼簾移動,她為自己畫上的藍黃色眼影由此凸顯出來,為她染上一抹烏克蘭人的果敢和自信。

Iana以烏克蘭國旗作眼影拼色

Iana來香港後加入了「香港烏克蘭協會」(Ukrainian Society in Hong Kong),這個組織在2014年設立,正是「尊嚴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後的文化產物,近年一直活躍於香港,推廣烏克蘭文化並分享人道主義價值觀,戰爭開始後,它便轉而成為了一個志願服務與維權組織。

香港烏克蘭協會於2014年成立,最初為聯繫在港烏人的社區組織,籌備各項活動,推廣烏克蘭文化,烏俄戰爭開始後則轉而成為危機志願服務與維權組織。(圖片來源:The Ukrainian Society of Hong Kong)

歷史隨炮彈被摧毀 居民寧守不撤

提起在烏克蘭的親友,Iana一度哽咽。

「這十六天過得極為艱難,感覺上就像漫長而可怖的一天。」Iana每天都在數算着戰爭發生的日子。「我們透過各個通訊群組得知城市正遭遇空襲,轟炸聲不分晝夜地傳出。然後你發現:祖母居住的小鎮遭到轟炸、摯友的小鎮遭到轟炸、一名懷孕的朋友所居住的小鎮被圍攻,而她不能離開,因為她擔心如果在撤離的途中分娩,她或她的孩子很可能會死。假如你理解當中的掙扎,你再不能將身邊的人劃分成朋友、摯友或家人——那一刻所有人都是你的朋友,而你的家就是每個人的家。」

烏克蘭目前剛踏入春天,天氣極為寒冷,夜間溫度低於攝氏10至15度,在一些受到圍攻的城鎮中,人們沒有水電,也沒有煤氣或暖氣可用。那裏人們不僅死於炮彈與槍口之下,同時也死於飢荒或脫水。戰爭的主戰場位於烏克蘭東部和靠近中部的市中心,而這些地區大多原是俄語地區,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以俄語為母語,卻在俄羅斯的攻勢下面臨最危險和艱困的處境。在諸多遭受殘酷襲擊的建築裏,還包括了娘子谷大屠殺紀念館(Babyn Yar),該館記錄了烏克蘭在二戰時期遭納粹黨屠殺的歷史。這座紀念館受戰爭所波及,對Iana來說,被破壞的不僅是烏克蘭的歷史,也是整個世界的遺跡與信念。「那麼多無辜的人曾在那個地方死去,感覺就像是他們再一次被埋葬或殺害。而這就是戰爭,沒有任何事情能加以約束。」

娘子谷大屠殺紀念館(Babyn Yar)位於基輔附近,二戰時納粹黨進攻蘇聯期間,曾於此大規模屠殺猶太人。圖為當地人為紀念大屠殺78週年而舉行的哀悼儀式。(Sergei Supinsky/AFP/Getty Images)

與此同時,死傷最為枕籍的馬里烏波爾市,一間婦產科醫院在3月9日遭炮彈擊中,造成三人喪生,其中還包括兒童。俄羅斯發言人指俄軍「絕對沒有」在當地附近執行任務,質疑烏克蘭造假。位於基輔的一家大型癌症兒童患者醫院亦遭受轟炸,當中的病患和孩子們需要重新撤離,另尋收容的空間,在危險的環境中繼續接受治療。「這時你突然意識到,可怕的事情會降臨在美好的事物身上——像是懷孕、結婚和分娩。無論戰爭有沒有發生,生活原已很艱難,而現在可怕的事情更一再發生在人們身上,基礎設施、民用公物遭到破壞,讓人們更難獲取簡單的必需品。一些在烏克蘭工作的志願者以及我自己,不得不辭掉或暫停工作,開始籌集資金,嘗試為當地人送上糧食,因為當地仍有不少老人、身患殘疾的人,以及一些因各種原因無法離開的人。」

據聯合國最新統計,現時已有大約310萬人逃離烏克蘭,烏克蘭總人口達4300萬,意味尚有接近四千萬人留在當地,當中有些人因資金、交通、語言、健康或各種別的因素無法離開,有些人留下來卻是出於他們的公民身份,認為這是他們的職責、他們的家。Iana打電話催促她85歲的祖母離開時,「我跟她說:『該收拾行李撤離了,我找到了一輛車,他們會穿過你的城鎮。』她卻堅持不走。我告訴她明天可能就沒有車了,可是她並不在乎,說要留守自己的家:『這是我的雞、我的土地、我的蘋果樹、我的房子。我一生都住在這個地方,我不會離開的。而且我們還需要種植薯仔和其他糧食,因為這裏的人們需要進食。』」

一如Iana的祖母,很多烏克蘭農民也同樣如此,認為自己有責任養活這個國家,並拒絕撤至其他地方去。「我們都認為,我們並非難民,現時只不過是暫時搬家、等待,希望終有一天能夠回家。」

巾幗不讓鬚眉 女性勇赴戰場參軍

為數不少的烏克蘭人選擇留下來,因為自覺根植於此,亦有些人選擇拿起武器戰鬥,守衛自己的國土。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戰爭開始後禁止國內18至60歲男性出境,號召民眾入伍作戰,接受身分背景查驗後便能獲配武器與子彈,亦有人自發在基輔設置路障、檢查站、製作燃燒彈或汽油彈以拖緩俄軍行動。勇赴戰場的人不分男女,有外國媒體觀察到,不少烏克蘭婦女把家人安頓好之後又回到了烏克蘭加入抗敵的行列。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Iana丈夫的阿姨在一家大型國際企業工作多年,具有醫學背景。她在戰爭開始後拒絕遷走,並表示自己會留在基輔,其後更去申請服役。「當我們看到這個消息時,一方面為她感到非常自豪,另一方面亦非常痛心和恐懼,但是我們尊重她的選擇。然而在這個情況之下,志願軍的規模已很龐大,當她到達基輔的時候,那裏的人告訴她:『我們非常感激妳的幫忙,但現時軍中已有足夠的男性,有足夠多的人已準備好要保護我們的國家。』她之後在當地多留了十四天施予援助,包括提供急救服務和準備糧食,並照顧那些有醫療需要的人。不過,其實在這樣的處境下生活也極為困難,當你要獨自住在防空洞裏,不知道能否再看見家人,精神狀況上也難以支撐。」

「作為母親,我理解她們為何會這樣做,但我不如她們那樣勇敢。我覺得假如我在軍中會顯得一無是處,因為我既怕鮮血,也怕槍、蜘蛛、蛇和其他。我並不勇敢,但是我明白,當情況不斷惡化,而你需要保護孩子、保護你的家園時,所有人都會盡其所能。女性也會瞬間適應下來並表現得極為堅強。」Iana認為女性日常中的經歷與挑戰有時會比男性所面臨的更為嚴峻,例如要面對職場上的不平等與歧視等情況,回家後又要撫養和教育孩子。但即使有着這樣的負擔,烏克蘭的女性也準備好親赴戰場,與男性共同參軍。「我知道許多工作上的志願者實際上都是女性,她們在非常危險的地方工作、運送食物和物資、引領民眾撤離危險重重的地方。她們不怕槍、不怕火光。為了孩子、為了國家,她們只能夠這樣做。」

烏克蘭女性在戰爭開始後選擇持武器參軍。(Sergei Supinsky/Afp/Getty Images)

尊嚴革命後燃起的身份認同 兩國對立始於歷史

俄烏關係與局勢多年來持續緊張,2014年烏克蘭發起了一場民眾革命,推翻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主要起因在於亞努科維奇中止與歐盟簽署的政治和自由貿易協議,改為強化對俄關係。革命由首都基輔進一步蔓延至全國,此後烏克蘭人的文化身份意識漸趨高漲,位於西部與中部的人大多支持加入歐盟。俄羅斯亦趁此時加強對烏克蘭東南部(包括克里米亞在內)的軍事控制,支持部分親俄省份發動叛亂。此後烏俄局勢變得越來越緊張,為是次戰爭埋下了伏線。

2015年的紀錄片《凜冬烈火:烏克蘭自由之戰》(Winter on Fire: Ukraine’s Fight for Freedom)紀錄了烏克蘭在2013年至2014年爆發的革命運動,又稱「廣場革命」、「親歐盟示威運動」、「尊嚴革命」。

「我認為局勢的緊張純粹是出於政治性的,事實上人民之間並沒有憎恨在其中。烏克蘭人友好而且有耐心,也懷抱相當的熱情。我們各有所愛的人,在俄羅斯也有親戚和朋友,這並不代表我們會因此而憎恨俄羅斯人。很多人會這樣想,是因為他們相信俄羅斯散播的假消息以及其政治意識型態的宣傳。」說到這裏,Iana語帶哽咽:「此刻我們心都碎了,眼見我們的孩子正在垂死。烏克蘭人對俄羅斯人沒有任何侵略的意圖,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有自己的土地,我們對將來的發展方向有自己的盼望。在我們自己的領土上,有自己的選擇絕對是合理的,希望鄰國能夠明白並尊重這一點,讓我們在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家裏和平地生活。」

「當俄羅斯人入侵烏克蘭的同時,這個政權其實正在奪走人們的生命——我們的人民為保護我們的土地而死,他們的年輕士兵也因入侵我們的土地而垂死,但他們不過是別人的孩子。這一點我們也明白。所以我們想強調,這個政權和其領導人不僅為我國,也為他自己的國家帶來如此多的苦難。」

日前於烏克蘭通訊頻道中流傳的一段影片顯示,一名來自俄羅斯的年輕軍人在烏克蘭迷路後,獲當地人提供食物及手機讓他與母親通話。

烏俄關係對立,在於兩國各有不同的歷史、文化、身份認同與價值觀,而深化兩國對立的一個關鍵節點便在2014年——Iana視之為烏克蘭人尋找文化身份運動的重要起始點,因為在那之前,烏克蘭境內大多電視頻道和廣播原本都以俄語為主,尊嚴革命與烏東戰爭發生後,烏克蘭由官方到民間開始推動轉用烏語,近年烏語更進一步在媒體、教育等領域上成為主要語言。

尋求文化身份離不開從歷史根源進行探挖,Iana發現同於烏克蘭生長,不同地區的學生所閱讀的歷史書內容竟然有別。「當我還在基輔一所語言學大學修讀時,我有一個來自克里米亞的好友,有次我們為一個烏克蘭歷史測驗作準備,談論時卻發覺她所知道的歷史跟我全然不同。我感到極為震驚,她告訴我這是她父母、老師告訴她的歷史,但我告訴她:『我不知道你學的是甚麼歷史,但這不是烏克蘭的歷史。』

「歷史看起來似乎是想像出來的,在這一切發生之前已是如此。這個意識形態宣傳機器多年來一直在我國運作,因此許多烏克蘭人都難以理解甚麼是對或錯、善或惡,亦不清楚發生了甚麼事情。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其實被洗腦了,他們獲得的訊息是虛假的。

「來到社交媒體的時代,我們不難從各個中立的途徑獲取越來越多的訊息,看似更為輕鬆,但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的,畢竟人們仍然需要找到這樣做的勇氣和渴望,認真閱讀和思考。很多俄羅斯人對我們的歷史一無所知,認為烏克蘭人與他們一樣。不,我們並不一樣。每當有人問我,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有甚麼不同嗎?我都覺得那就像在問:加拿大人和美國人有甚麼不同?西班牙人與葡萄牙人有甚麼不同?——我們與另一個國家相似,不代表我們是一樣的。有時將一類人定型下來這行為比較輕鬆,但如果我們嘗試溝通,會發現人民和文化在更深的層面上,具有各種意義不同的面向。」

戰場外另有戰場 「資訊戰」中假新聞比炮彈更強大

是次烏俄戰爭被喻為「資訊戰」,戰場不僅出現於實際領土之上也在傳播機制之中。烏克蘭政府在Telegram設立官方頻道,呼籲民眾閱讀官方發佈的最新可靠消息,打擊俄羅斯的虛假新聞;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宮亦直接透過國家電視台發佈新聞,或通過互聯網散播訊息,反稱西方社會支援烏克蘭傳播假消息。在傳播速度快捷的廿一世紀,從繁多新聞中辨清真假變得極為困難,而由官方散佈的虛假宣傳和訊息,有時比炮彈與武器具有更強大的力量。

「我有些朋友的家人居於俄羅斯,當戰爭開始時,他們試圖告訴遠在俄羅斯的父母,說自己正在撤離,但政府散佈的虛假訊息和宣傳過於強大,以至於他們的父母連自己的孩子也不相信。他們說:『我們沒有轟炸平民,俄羅斯軍隊不可能會這樣做。』所以我覺得現在該是時候讓世人意識到,訊息可以具有多麼大的力量,而扭曲的訊息如何能夠扭曲這麼多人的生活。」Iana以及其他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烏克蘭人,因而致力從不同途徑搜集具可信度的訊息,將之發佈開去。「這些訊息不是來自官方電視台,而是來自我的朋友、家人,來自撤離的人、所居城市被佔領的人,我們知道這些人的名字,我們跟他們一起長大、共同生活。我們知道他們目前正在逃命,這並非出於某種想像中的威脅,而是為了飛過他們頭頂的那些切實存在的炸彈。」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戰場,我也有我的戰爭要打,但我的戰爭並不太艱難,因為我正置身安全的地方,然而這卻同樣重要。我身處香港,接觸了那麼多出色的人,我想做的就是提高關注度,同時強調核實訊息來源的必要性,因為我們生活在假新聞充斥的時代。」作為「香港烏克蘭協會」的一員,Iana與其他30多個成員每天都會更新協會的社交媒體,與其他志願者合作,驗證資料中每一個字、每一個網站的可信度,並搜查一些非政府組織是否具有歷史與財務證明。

「我們想要傳達的訊息是,我們正在打一場資訊戰。我們想在能力範圍內提供最可靠的訊息,給那些想提供幫助的香港人。我們還想盡可能提供更多的資訊,例如一些需要接受幫助的組織、一些接受捐贈的地方,讓香港人可以有多一個選擇。假如你不想支持軍隊,因為你覺得這違背了你的道德價值觀,你可以支持平民、老人、孩子們,我們烏克蘭人擔任嚮導的角色,向你展示如何輕易找到那些需要接受幫助的組織。我們同時也在嘗試尋找其他創新的方式,讓大家在捐款以外的途徑表達支持。」

視香港為「Home Kong」 給香港人與國際社會的話

「我們也知道,現在對於香港人來說是一個很艱難的時期。我們知道這一點,因為我們一直都住在這裏。」談及香港人所提供的幫助,Iana流露出感激之情,自言早已視香港為自己的家,像人們常說的「Home Kong」,她亦認為香港人的支持和幫助,使她在脆弱和悲傷的時候彷彿擁有了一個雙重的盾牌。「在感到極為傷心的時刻,我們覺得香港這個社區能讓我們振作起來,並給予我們前進的力量。所謂今天一小步、明日一大步,我們正在走向勝利,所以感謝你們。」

香港烏克蘭協會成員與部分香港市民日前於街頭表達反戰訴求。(圖片來源:The Ukrainian Society of Hong Kong)

「我們知道香港也有自己的戰爭需要贏。現在香港的情況也很困難,例如疫情和別的一切,因此我們正在努力尋找一些捐款以外的途徑,讓大家以創新的方式提供協助,例如通過校對或翻譯,又或以別的方法給予我們額外的幫助。我們希望大眾分享他們對這件事情的認知,同時分享我們的故事,去說服那些不相信這正在發生的人,向他們展示真相,鼓勵那些人睜開眼睛。不是說誰是對的、誰是錯的,而是讓他們理解我們的絕望與傷痛,讓他們明白自己也可以在他們的國家內做點甚麼,去對抗這個邪惡的政權。」

「我們相信沒有任何一個舉動是『微小』的,每一分錢都會為人們帶來不可思議的改變,因為我們知道,我們都看到了。如果你幫我把訊息翻譯成廣東話,便會多一個、兩個或三個人可以看到;捐出少許金錢,已經足夠養活兩至三個家庭、給孩子買必要的藥物,或者幫助老人取得一塊麵包。所以沒有『少』或『不足』這回事,我們做的每一件微少的事其實都已足夠。也許我們會為沒有做更多事情而感到愧疚,但置身這裏的社區,我們得到了很多想像以外的回應,我們看到了,並永遠感激這些幫助。」

對於國際社會,尤其是北約,Iana卻坦言感到失望,認為盟友並沒施予援手保護烏克蘭的天空,令各種民用基建,以至母親與孩子們——這些原本不應屬戰火對象的人們受到摧殘。「我們逐漸失去希望了,因為這些事情到了廿一世紀竟然尚在發生,這怎麼可能?但同時我們也看到民間大大小小的善舉及支持,為我們帶來了希望,知道世界並不全然是沉默的。只是大概還需要更多時間吧。不幸的是,在這段期間有人犧牲了,許多的生命犧牲了。」她呼籲各個國際領導,尤其是那些來自泱泱大國的領導者為此進行思考、計劃和預防,保護其他國家免於面對這種處境,支持並彰顯「為侵略而侵略」以及當中的破壞、悲傷與痛苦是不應該發生的。

Iana的女兒月初剛滿一歲,談起女兒時她不其然地微笑。作為母親,她希望女兒能有選擇回家的機會:回到自己的國土接受教育、回去探望她的祖母。她看到各界目前正嘗試以不同方式改善這艱困的處境,但同時她認為這也是一個值得我們學習的機會,讓我們意識到:我們是時候要思考和重建自身的世界。「我們需要漫長的等待才能遇見勝利,但全球的領導人也需要意識到這一點:他們需要重新建構他們的國家,從而保護他們的孩子、人民和婦女。總體而言,這是他們對後代所肩負的責任。」

撰文:鄭思珩
攝影:陳恩慈、鄭思珩
剪接:陳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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