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書展剛告結束，本年到訪書展的人流不算少，然而繼部分書商參展遭拒、書籍題材被審查，並有出版商感經營日漸艱難而不再參與，留在場內的眾聲已難代表整體的出版業與環境。沒有了書展這個年度「大台」，中小型書店的生存空間是否必然更告狹隘？當連鎖書商都以減價求散貨，隱於鬧市的獨立書店，彷彿自帶一種個性，以另類的讀書空間盛載消費以外的文化精神。
營業兩個月，位於太子一幢唐樓的獨立書店「留下書舍」，逆文化環境縮減的趨勢而開業，與其他書店最大的分別，除了五位創辦人都帶着前傳媒人的身份之外，還在於書店猶如一個小型的「新聞文物博物館」——由辭職區議員捐出的木桌、傳媒機構曾用作直播的黑板，以至不少行家送出的珍貴新聞文物，屬於記者工作的各個部分，融入這裏的一桌一櫃，成為到訪者不得不直視的元素。
這個空間裏，公民與記者，兩者的界線也在不經意間被模糊。
「在這個年代，或許有些內容無法出版、無法談論，然而大家都可以記錄身邊正在發生的事情。」創辦人之一岑仔（岑蘊華）坐在收銀台後，談書店，談傳媒，談歷史的記錄。即使報導不再是工作，卻不代表就此與生活完全切割，從新聞的現場退居至生活的「前線」——開書店、讀書、圍爐，未嘗不能成為另一種見證歷史的方式。
望書店成樹窿 盛載新聞人念想
傍晚踏進留下書舍，數位行內前輩正坐在窗邊椅子閒聊，偶爾傳來笑語。說是書店，這裏更像是行家們悠閒的聚會場所。在開辦書店前，岑仔曾經是咖啡店TC2的老闆，TC2營業至凌晨，於行內眾所周知，亦是無數記者工作過後吐苦水的樹窿。店內由咖啡換成了書，作為一個聚首的空間，這裏仍隱然帶着TC2的影子。
作為過來人的岑仔，深知餐飲業經營之苦，因此最初聽到另外幾位前記者想開辦咖啡店時，首個反應便是勸退。「但他們仍很想做點甚麼，後來就想到開書店。書店能夠達到『經營一個空間』的目的，為行家們提供一個相聚的空間，同時用來籌備活動，而且開設書店相對起來較簡單，透過書籍的選擇，能夠表達我們想帶出的訊息。」
經營書店不比當記者容易，由四月初決定辦書店，五月底便開張，期間他們只用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裝修，又為省錢而親力親為——搬書、搬馬桶、鋪地板、砌書櫃。店內髹不均勻的牆壁，是各方同事、朋友輪流幫忙粉刷的結果。自稱是外行人的岑仔，坦言初開業時有點無從入手，訂來的一批書因物流問題遲遲未運到，過程中請教了很多開書店的行家。他笑言，自開業後聽過最深刻的回應是：「咁少書嘅？點解冇書賣嘅？」幸得一些行內前輩把自己的書放在這裏寄賣，所以早期書店內才會出售較多新聞類的書籍。
一間細小的書店，到處扣連着行內的關係與人事。「我們意圖經營一個空間，希望顧客來到，不是買完書便走。」這裏的一桌一櫃，除了承載書籍，也盛載了新聞人的理想。「香港有很多獨立書店，但當中的感覺、空間、訊息，在每間書店都有所不同。我們希望顧客上來之後，可以多留一陣子，甚至與我們傾談。」
留下的人、留下的歷史記錄
店內的留言簿上，有着各個「留下來的人」對彼此的寄語。這個年頭，很多人在離留之間掙扎，然而岑仔說，這其實並非他們最初為書店改名「留下」的原意：「我們都是從事新聞工作的人，而這一行業的天職，就是留下一些記錄，這才是我們的原意。後來大家有不同的想像，有些人將之視為留下與離開，加上我們的英文名稱是『Have A Nice Stay』，亦不免與這有所連繫。」
留下來的是人，還是記錄，兩者大概也難以清晰二分。「我們常說，新聞是歷史的初稿，這個說法聽起來很俗套，但某程度上也是正確的，我們不知道將來的歷史會如何被寫，因此我們都有責任寫下一些目睹過的事情，雖然它們未必能馬上被公布，但至少能盡量被記錄。」卸下記者的身份，卻難以拋開當中的精神，岑仔說：「記者的任務，就是要記錄真相，這樣的精神可以透過我們所選擇的書籍表達出來。另外就是，保留一些歷史的記錄與資料，以及舉辦活動，亦能宣傳記者的精神：求真。」
岑仔不諱言，在這個年代，當一名行家並不容易，亦會迎來很多感受、怨言和八卦。「作為過來人，至少我能夠明白行家的感受。有時掃苦只是為了讓別人聽到——聽懂、分享，希望我們也能扮演這樣的角色，把這個時代當記者的苦況分享出去，互相圍爐。」
雖然直言記者難做，但由開書店、籌辦活動，到留下歷史記錄，亦處處顯露着對這一行的眷戀。對於有致從事傳媒行業的人，岑仔想也沒想便答：支持！隨手拿起「豬肉枱」上的一本書——由韓國MBC記者所寫的《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岑仔認為這名記者的自白，能夠讓有意入行的人用作借鏡：「這些內容與我們這個行業息息相關，他講述自身在政界目睹的各種問題，而這名記者所做的工作，其實亦是為了嘗試帶來一些改變。」
留下書舍
地點：太子西洋菜南街228號唐四樓
撰文：鄭思珩
攝影：余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