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書展剛告結束,本年到訪書展的人流不算少,然而繼部分書商參展遭拒、書籍題材被審查,並有出版商感經營日漸艱難而不再參與,留在場內的眾聲已難代表整體的出版業與環境。沒有了書展這個年度「大台」,中小型書店的生存空間是否必然更告狹隘?當連鎖書商都以減價求散貨,隱於鬧市的獨立書店,彷彿自帶一種個性,以另類的讀書空間盛載消費以外的文化精神。
營業兩個月,位於太子一幢唐樓的獨立書店「留下書舍」,逆文化環境縮減的趨勢而開業,與其他書店最大的分別,除了五位創辦人都帶着前傳媒人的身份之外,還在於書店猶如一個小型的「新聞文物博物館」——由辭職區議員捐出的木桌、傳媒機構曾用作直播的黑板,以至不少行家送出的珍貴新聞文物,屬於記者工作的各個部分,融入這裏的一桌一櫃,成為到訪者不得不直視的元素。

這個空間裏,公民與記者,兩者的界線也在不經意間被模糊。
「在這個年代,或許有些內容無法出版、無法談論,然而大家都可以記錄身邊正在發生的事情。」創辦人之一岑仔(岑蘊華)坐在收銀台後,談書店,談傳媒,談歷史的記錄。即使報導不再是工作,卻不代表就此與生活完全切割,從新聞的現場退居至生活的「前線」——開書店、讀書、圍爐,未嘗不能成為另一種見證歷史的方式。

望書店成樹窿 盛載新聞人念想
傍晚踏進留下書舍,數位行內前輩正坐在窗邊椅子閒聊,偶爾傳來笑語。說是書店,這裏更像是行家們悠閒的聚會場所。在開辦書店前,岑仔曾經是咖啡店TC2的老闆,TC2營業至凌晨,於行內眾所周知,亦是無數記者工作過後吐苦水的樹窿。店內由咖啡換成了書,作為一個聚首的空間,這裏仍隱然帶着TC2的影子。

作為過來人的岑仔,深知餐飲業經營之苦,因此最初聽到另外幾位前記者想開辦咖啡店時,首個反應便是勸退。「但他們仍很想做點甚麼,後來就想到開書店。書店能夠達到『經營一個空間』的目的,為行家們提供一個相聚的空間,同時用來籌備活動,而且開設書店相對起來較簡單,透過書籍的選擇,能夠表達我們想帶出的訊息。」

經營書店不比當記者容易,由四月初決定辦書店,五月底便開張,期間他們只用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裝修,又為省錢而親力親為——搬書、搬馬桶、鋪地板、砌書櫃。店內髹不均勻的牆壁,是各方同事、朋友輪流幫忙粉刷的結果。自稱是外行人的岑仔,坦言初開業時有點無從入手,訂來的一批書因物流問題遲遲未運到,過程中請教了很多開書店的行家。他笑言,自開業後聽過最深刻的回應是:「咁少書嘅?點解冇書賣嘅?」幸得一些行內前輩把自己的書放在這裏寄賣,所以早期書店內才會出售較多新聞類的書籍。

一間細小的書店,到處扣連着行內的關係與人事。「我們意圖經營一個空間,希望顧客來到,不是買完書便走。」這裏的一桌一櫃,除了承載書籍,也盛載了新聞人的理想。「香港有很多獨立書店,但當中的感覺、空間、訊息,在每間書店都有所不同。我們希望顧客上來之後,可以多留一陣子,甚至與我們傾談。」

留下的人、留下的歷史記錄
店內的留言簿上,有着各個「留下來的人」對彼此的寄語。這個年頭,很多人在離留之間掙扎,然而岑仔說,這其實並非他們最初為書店改名「留下」的原意:「我們都是從事新聞工作的人,而這一行業的天職,就是留下一些記錄,這才是我們的原意。後來大家有不同的想像,有些人將之視為留下與離開,加上我們的英文名稱是『Have A Nice Stay』,亦不免與這有所連繫。」

留下來的是人,還是記錄,兩者大概也難以清晰二分。「我們常說,新聞是歷史的初稿,這個說法聽起來很俗套,但某程度上也是正確的,我們不知道將來的歷史會如何被寫,因此我們都有責任寫下一些目睹過的事情,雖然它們未必能馬上被公布,但至少能盡量被記錄。」卸下記者的身份,卻難以拋開當中的精神,岑仔說:「記者的任務,就是要記錄真相,這樣的精神可以透過我們所選擇的書籍表達出來。另外就是,保留一些歷史的記錄與資料,以及舉辦活動,亦能宣傳記者的精神:求真。」

岑仔不諱言,在這個年代,當一名行家並不容易,亦會迎來很多感受、怨言和八卦。「作為過來人,至少我能夠明白行家的感受。有時掃苦只是為了讓別人聽到——聽懂、分享,希望我們也能扮演這樣的角色,把這個時代當記者的苦況分享出去,互相圍爐。」
雖然直言記者難做,但由開書店、籌辦活動,到留下歷史記錄,亦處處顯露着對這一行的眷戀。對於有致從事傳媒行業的人,岑仔想也沒想便答:支持!隨手拿起「豬肉枱」上的一本書——由韓國MBC記者所寫的《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岑仔認為這名記者的自白,能夠讓有意入行的人用作借鏡:「這些內容與我們這個行業息息相關,他講述自身在政界目睹的各種問題,而這名記者所做的工作,其實亦是為了嘗試帶來一些改變。」

留下書舍
地點:太子西洋菜南街228號唐四樓
撰文:鄭思珩
攝影:余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