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攝《白日之下》五年多，中間一直有人問：『你拍這些《鏗鏘集》做甚麼？』我會反問其實你覺得香港電影題材很單一嗎？我不認同，但這正好反映現在香港人關心的是甚麼？原來他們都不會關心社會。」——導演 #簡君晋
36歲的簡君晋，純厚坦蕩。蓄起濃密的鬍鬚，我覺得他其實在刻意催老自己，以掩蓋蠢蠢欲動的內心小孩。
否則，他怎會至少花五年時間改編新戲《白日之下》，還原殘疾院社人間煉獄的新聞，把弱勢社群的悲哀搬上銀幕？更關鍵是拍出將被解散的報館偵查組如何抽絲剝繭、鍥而不捨，在飛沙走石的世界裡，追憶新聞自由的逝水年華？
「十年後還有記者嗎？」簡君晋挾着噗噗躍動的社會良心藉電影中叩問，才是最諷刺與殘酷的戲外戲。
「十年後還有記者嗎？」
專訪簡君晋之前，我問當年負責「殘疾院舍黑幕」系列的偵查組採訪主任朋友蔡傳威，知道昔日參與此偵查的記者們除了勞顯亮，都離開了傳媒行業，包括他自己。當我分享這感觸時，簡君晋也無奈帳然，說身邊認識的傳媒或新聞工作者99.9%都或悲觀或迷惘。
這真是一個不可理喻的年代。
社會在謀殺傳媒，同時又被傳媒慢性謀殺。為KPI不顧一切的時代，監察社會的第四權被削弱、閹割；速度代替深度，帶娛樂性的網絡公審成了極具威力的「信仰」，「真相」還重要嗎？我問。
「看著一些認識的記者，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再在那條路上走，真的會感觸，但仍存希望：記者未必再揹著記者證也可在其他崗位發聲，很多人仍在默默耕耘，覺得社會不對會出聲、仍然追求真相、保持改變世界的精神。」簡導相信，求真抗假是人類的本能慾望，「只要有這慾望就自然有記者，但時代劇變，傳媒未來以哪種模式營運？我就不肯定。」
簡君晋補充指，電影工作者與傳媒有着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白日之下》講記者心底裡想改變這個世界，某程度上電影亦然。「當外界覺得我在拍記者日照，其實不是，戲中都有很多我對電影的投射。」
新聞的意義是甚麼？同時，有人關心電影質素嗎？兩者何去何從？簡君晋相信新聞與電影的力量，復跟我分享了最近謝票時發生的震撼事件。
有位上年紀的觀眾是新聞事件中院舍其中一名院友，他在觀映後激動發言說：「那個院長真的很壞，我多次親眼目睹有院友死了，有幾個差點出事我有份拯救了他們，更有份做急救。多謝導演你拍了這套電影！」簡君晋說，為着觀眾撿回的五條人命他也十分激動，哪怕是冰山一角，都希望電影能引起社會關注。
亂世中尋求自己，是一段人生必需經歷的冒險。簡君晋告訴我一段難忘經歷，也是他拍《白日之下》的初衷。三十出頭的簡君晋，與一位同齡的同行聊天，對方說：「我想做一個十年後有人會記得、受人尊重的電影人。」這宣言如雷重擊他，覺得不能再浪費時間，並開始思考自己每一個決定，都在影響往後的人怎麼評價自己。
那時，入行11年的簡君晋正處於職涯的混沌期與樽頸位，為成名迎合市場醞釀「白痴」故事、煲了無數「無米粥」。「不行了！我不能再搞些無謂的東西，很侮辱、很氣餒，我不喜歡那一刻的自己。」
不接地氣 沒用的導演
執導了處男電影《當C遇上G7》後明明入了行，但簡君晋卻不怎麼覺得。「我完全不認識行業裡面的人，還被「網大」（網絡大電影）的發行質疑：「你的鏡頭唯美，講故事都好，但就是不接地氣，沒用的，不能迎合市場。」
簡君晋笑容苦中帶澀道：「原來我做有質素的東西時，這信念會不被認同，那我就停了。當然很多構思都胎死腹中，經常都是這樣。」當時，他從報章接觸了幾個披露殘疾院舍虐待老人和性侵兒童等惡行的偵查報道，一直縈繞他腦海：「我覺得很震撼，就問自己：『作為電影工作者，我可以做些什麼呢？』」
他回看《焦點追擊》（Spotlight）、《無聲吶喊》等影視作品，心忖：「它們真的在影響和改變社會，在我腦海揮之不去。我就自問：『我是否會想做這樣的電影工作者呢？』」然後，他開始接觸一班偵查記者，問了許多報導沒有寫到的內幕，了解他們的掙扎與困難，產生共鳴。
最後，他問了眾記者們：「你們做了一件對我來說是英雄的事，報道轟動了社會，造就第一個被釘牌的院舍，瓦解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架構一部分，我覺得很厲害，簡直是有一種大衛打贏哥利亞的感覺，有沒有很多人感激你們？」
大衛打贏哥利亞 待遇不似預期
簡導得到一個不似期望、又震撼的答案。
「都有人感激我們，但有些院友雖未至於無家可歸，但釘牌真的令部分人和他們的家屬很狼狽。所以現場有人指着我們來罵，有些記者收到辱駡訊息。」社會不一定糾正錯誤，有時還會縱容，揭露的人反而成了眾矢之的。記者們的淡淡然反而讓簡君晋很激動。
為社會發聲的記者，原來自己最有口難言。這促然簡君晋執導時，沒有把記者放上神枱或英雄化，更時刻銘記傳媒工作者們的告誡：「千萬不要神化記者。」所以拍攝前，戲中飾演記者主角的余香凝、梁仲恆、許月湘亦曾與當時負責的真記者訪談。
《白日之下》寫一班「過活」而非「生活」的人，寫實寫得很實，並劍指社會福利制度及監管漏洞等問題，但揭露不等於解決。「原來有人做了這麼多事情之後，很多時仍是徒勞無功。原來我們很容易站在道德高地說這說哪，拍《白日之下》最大的挑戰是拿捏，我不希望洗白任何人，更擔心會消費受害人造成二次傷害，所以我不斷和每個崗位說：千萬不要拿別人的痛苦成為 gimmick（噱頭）。」
五年育一戲，簡君晋與製作團隊看着香港新聞事業走向夕陽，令《白日之下》意義更重大。「看着社交媒體出現人的耐性越來越少，大家只看標題似乎已經不再在乎真相；電影一樣，以後有沒有人會入戲院看電影呢？還是只需要流量？」
「錯的是不是家屬，我們就會問：是什麼令到這些事情發生？我覺得這個就是角度。」把社會潛伏著的扭曲、掙扎、苦難與束縛表現出來；簡君晋更拍出「房間裡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意喻拒絕面對問題太久，變成集體視而不見），因為麻木比制度更可怕。
被遺棄的人集中營，的確猶如人間煉獄。但《白日之下》似乎也沒有完全的歹角，就算是院長林保怡、寶珮如的角色，也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但更絕望真相是：沒有人想/有能力逃出生天，就算是院友或家人，礙於家庭負擔只能扮儍或隻眼開隻眼閉，與施虐者一起沉淪。這是一種可憐的選擇，但比沒有選擇的可憐更可憐。
《白日之下》拍出生命的咄咄逼人，洋䓤式揭露社會的暗黑，像被剝光於白日下的院友同樣徹底。戲中有些金句無疑是安插得突兀，但導演沒有放煽情劑和催淚彈賣弄悲情、沒有歇斯底里；喊不出的痛、控制不了的哀傷被沉默地交代。
香港人不關心社會？
簡君晋又透露，拍攝經歷五年多，中間一直都有人問：「你拍這些《鏗鏘集》做甚麼？」提出質疑的有行內、行外的人，認為電影圈不要再搞這類戲。「我會反問其實你覺得香港電影題材很單一嗎？其實都很多元化，不過這正好反映現在香港人關心的是甚麼？原來香港人都不會關心社會。」
因為這種漠不關心，主題冷門批判的《白日之下》曾經多番成為早夭的夢想。簡導感慨許多資深導演，現在開戲都困難，何況新導演？金主偏好不用燒腦的喜劇，尤其他拍完叫好叫座的電視劇《IT狗》。結果由爾冬陞監製、古天樂看了劇本後24小時內便答允投資，甚至當初找不到男演員演受爭議的院長一角時，古生曾提出由他出演。
當然，《白日之下》不是無懈可擊的，有傳媒工作者就批評電影把偵查過程拍得太粗疏，有違現實。
「其實是取捨，拿走了偵查的艱苦過程為了令整個故事更流暢，這決定經過很長的討論。」簡君晋認為，電影點了題自然會引起觀眾了解新聞工作者現況和新聞背後，「有些觀眾告訴我，看過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後，會馬上回看當年的新聞，我自己也一樣，看了《正義迴廊》我也查看當年的事件，了解原來真是有這些事發生。」三分鐘熱度的關注需不能解三尺冰封之寒，但至少有人關注。
電影暴露事實，卻沒有提供答案。因為未來根本沒有答案，一切皆是共業。
對世界仍然樂觀 信蝴蝶效應
拍了《白日之下》，有更多人認識簡君晋，但他又有何影響？「從小電影一直教育我、改變我，如今我反而更加確定電影真的有力量在當中， 電影提供了想像，更確信它能改變世界，甚至毀滅世界。」他補充，指《星光伴我心》（Nuovo Cinema Paradiso）是他最愛電影之，其中主角傳遞出「無論未來你做甚麼，都要愛做才行。」（Whatever you do in the future, love it），這成為每次他最沮喪的時候，不停loop 的一段。
對於世界，簡君晋仍然樂觀，說着沒有滿腔怨憤，「希望是一個態度不是結果。當大家都在說善良、希望的時候，我會問什麼是希望？起碼我的態度是抱著希望，因為如果我不相信一件事會發生，它就不會發生。哪怕有一個人仍然相信，保持這個態度，就有改變的可能，我信蝴蝶效應。」
無論電影票房有強勁、影評着力褒揚、影展被頒多少個奬，我們都心知肚明：救不了現實的蒼涼結局，但正如戲中一句：「不要為自己做了對的事情而內疚」。這也是他的心裡話。
我彷彿感到簡君晋心裡面的風，呼呼在吹。
撰文、拍攝：鄭天儀
剪接：古本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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