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一橦商廈九樓一個辦公室，樸實的陳設，牆上的電影海報都是台灣賣座電影，上面有一個個大明星簽名。這是電影監製李烈電影公司辦公室，牆上的海報都是她監製的電影：《囧男孩》、《艋舺》、《翻滾吧阿信》、《健忘村》等等，齣齣大受歡迎，她從 2008 年起製作的台灣電影，製造出一個個耀眼的電影明星。
李烈自己本來是最耀眼的明星，後來退居幕後，但每次為了電影，她都願意站到幕前，新作《周處除三害》由黃精甫執導，阮經天、王淨主演，但黃導沒有參與任何宣傳活動，走到前面解釋電影創作的，都由烈姐頂上。為了電影，她甚麼都願意：「我個性很硬，像我的名字一樣，全世界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讓我非常的柔軟，就是跟我的工作有關。我要拍戲的時候，你要我怎麼樣去拜託你，講好話，給你鞠躬我都可以。」
快要開拍，才把錢找齊
2019 年，黃精甫拿着三個故事，去找烈姐談合作。其中一個正是《周處除三害》，烈姐一聽就覺得可以發展。黃精甫 2020 年完成劇本，烈姐與他不斷修改當中細節，當資金到位、Casting 都確定，拍攝終於啟動，「幾個故事裡面，這個故事是最商業。因為他剛搬來台灣住，這是他在台灣發展的第一部電影，我當然希望可以幫他把知名度打起來，這樣在各方面幫助會比較大。另外，因為台灣在動作片這一塊一直比較弱，我們很少拍動作片。這故事裡面就有很多動作戲，如果台灣跟香港的電影人聚合在一起，把他們長項拿出來，對台灣電影會有幫助。」
雖然是黑社會故事，但烈姐很不願意承認《周處》是一部傳統定義的黑社會電影，「我自己不會把它當成黑社會電影，講它是黑社會電影，只是在宣傳上面比較容易著力。它很難定位，你說類型它裡面有動作，可是情緒的部分又很飽滿，後面講人類內心的惡，其實已經脫離了我們一般認知的黑社會電影範疇了。」這麼形容，倒很令人好奇當初要找資金時困難嗎？「作為一個監製，找錢是第一個，因為錢沒找齊你沒辦法拍嘛！在台灣，你必須要比較清楚什麼樣的投資人，對什麼樣的片子比較有興趣。有些人喜歡文藝片，有些人喜歡動作片 。」
她承認要拍《周處》有一點點辛苦，「台灣電影要找錢本來就不容易，我相信香港應該也是一樣。現在大家找錢都不容易，因為觀眾的觀影習慣改變了。三年疫情過去後，戲院的票房跟營收並沒有過去好，讓很多投資方都用一種觀望的態度。我還記得那個時候已經快要開拍了，我才把錢找齊。」
黑社會電影雖然是市場喜歡的類型，但它進不了中國市場，這一塊放棄了是否也是投資方考慮之一？「我覺得台灣電影，大家會比較着眼自己的市場，坦白講，你自己的市場如果票房不夠好的話，你根本不可能期待它到外面的市場去！這幾年 OTT 平台的關係，多了一筆收入，計算的時候也會把它加進去。」OTT 平台的收入夠嗎？「每個片子的狀況不一樣，電影沒有SOP（標準作業程序），每一部電影都不一樣，全部的事情都要從頭來過。」
黃精甫會不會拍戲？
黃精甫的往績沒有很好，《江湖》（2004）年找來超強卡士，有劉德華、張學友、余文樂、陳冠希，上映時令所有人大失所望；《阿嫂》（2005）上映時戲裡的荒謬劇情，更一直被網民嘲弄訕笑。及後他再拍了三部長片，成績較好，但也並不算叫好或叫座。此後黃精甫距今已有十年沒有執導長片了，這對找資金會增加困難嗎？「沒有。其實我再早幾年就認識他，只是不熟，他以前的作品大家都看過，我們判斷就是這個人他會不會拍戲，我會從他以前的作品看出他是有一個基準的人。從開始準備要拍這個戲開始，我們聊了很多次。我的工作習慣是我一定會跟編劇談劇本， 劇本裡面有什麼要保留，有什麼我們覺得不好要拿掉，一路會討論。」
其中一樣要改，就是黃精甫初來台灣，不懂台灣的文化和人情世故，另一改動，就是戲名，「他本來想把電影叫《罪與罰》。我跟他說《罪與罰》是小說名字，不是電影名字。戲名其實是很直覺的東西，《罪與罰》就不行。你進影廳看到一個電影叫《罪與罰》，一定會覺得它是一個沉重的文藝片，一開始《罪與罰》我就打槍了。」《周處除三害》故事講述逃亡重犯陳桂林有天以為自己患絕症了，他聽從勸告，本來想上警局自首，但在警署排隊時，赫然發現自己身居全台灣通緝犯第三位，在他前面，還有兩名惡人。本來萬念俱灰，想到生命快結束的他，突然想仿傚周處，他想在自首 / 絕症發作之前，先找出通緝犯一、二位，把他們幹掉，替天行道，這才自首。
「《周處除三害》名字是我取的。有人擔心說《周處除三害》 很多人會以為是古裝片，是古代的電影。我說不會啊！到時候宣傳的素材一出來，人家就知道它是一個現代片。」
男主角找來阮經天主演。據早陣子台灣傳媒報導，其實在拍《周處》十年前烈姐與小天鬧翻了，2013 年第 50 屆金馬獎頒獎典禮，本來安排了歷屆影帝影后合照，但有兩位影帝早退了。一位是患糖尿病的陳松勇，陳中風數次，因身體不適提早離開，大家都能體諒，阮經天早退當然被猛烈批評，烈姐也因此十年沒有再理睬他。「我真的有十年沒有見到他，也沒跟他說過話。我們以前非常要好，一直都很要好，因為小天在拍我第一個電影《囧男孩》的時候就有來客串一個小角色，真的是客串。那個時候大家不熟，但後來拍《艋舺》（2010），當年在台灣是非常大的製作，超級大，也是台灣電影沒有嘗試過的類型跟拍法。你碰到越困難的題材，其實大家就越容易凝結向心力，感情越容易很好。」是一種革命情感？「對，而且大家一起幾個月，每天在一起，拍的戲很硬，一定很辛苦。大家一起辛苦，然後一起開心，一起掉眼淚。」
結果《艋舺》在台灣電影還很低迷的年代，狂收 2.6 億新台幣票房，在 47 屆金馬獎掃下五個大獎，包括了最佳男主角，二人有這次合作，關係曾是那麼緊密，當然不是說散就散。李烈公開說過，這十年來每逢過年過節，一直都還有收到小天的節禮，但她懷疑都是經理人安排，並非小天的本意，她自嘲：「我很小氣！」後來電影開拍，小天直問烈姐是否還在生自己的氣，一句話就把結解開了。
阮經天很幼稚！
阮經天出道以來八卦新聞不少，與女友交往期間，八年來劈腿三次，在路上開車把別的車迫得幾乎撞上安全島等等，都上了新聞頭條。他到底是個怎樣的人？「他其實是個小孩子。我覺得他這十年長大了很多，可是他還是個小孩子，滿幼稚的，也很任性。可是年輕的時候更幼稚、更任性，他以前會闖禍，就是因為這個性。他覺得他想做的就管不得，誰跟他講都沒用，所以以前我也常常被他氣得要死。」
但同時，小天會演戲，這一點很多人都忘記了，「他是會演戲的。可能這十年來也沒聯絡，我也不太清楚他的心路歷程，有可能他的作品都不怎麼賣座，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拍了一些都不能夠讓他好好發揮的戲。」烈姐感到有點可惜，但她說《周處》要找他演也不是自己的意思，「最早男主角不是他，後來因為原來男主角受傷了，傷得滿嚴重，所以我一定要換人。」劇組開會時，大家都很頭痛，「坦白說，陳桂林這個角色真的不好找。因為整個戲從頭到尾都是跟着他走，他要 40 歲左右，要會表演，又要很會打。在台灣你要找這樣的演員不太容易。」烈姐坦言，過程中也找了好多演員，有同事提議找小天，他剛好完成了另一部戲，人在台灣，「每個人都覺得他很好，那我就說好， 跟 Casting 說你去聯絡看看。」烈姐還記得，大家重逢那一天，本來是要見面的，但當天一大早小天確診了，結果烈姐、導演黃精甫、小天三人都各在自己的地方做視訊通話。她對小天的專業演出讚譽有加，說他為了角色的動作戲做了大量訓練，那都是基本，重要的是他呈現到陳桂林這角色，心態上轉折的一面，「每個人都相信他是陳桂林，他真的有把這個角色靈魂的那一面演出來。」
你會用手機看電影嗎？
夢想和現實，常常衝突。拍《周處除三害》，因為戲中動作連場，烈姐坦承本來想找韓國的動作指導參與，「我之前曾經跟韓國的動作指導合作過兩三部戲，所以很清楚工作流程。可是，（沒有成事）一當然是預算的問題，因為他們本來就滿貴的，雖然說大家感情很好，我的戲他們不會開一般的價錢，我有多少預算給他們多少，可是你要知道韓國一整組的人來了，機票吃住，都是開銷。陳桂林、李李仁、香港仔要有三個替身，還不包含其他的助理，算了一下就沒有辦法。因為目前台灣的狀況，都是要想辦法把預算壓到最低。」結果，退一步還是要找台灣的動作組，烈姐坦言，他們比較年輕經驗沒那麼豐富，但大家很拼博，合作愉快。
烈姐專攻類型片，當然希望台灣的動作片有所提昇，但客觀情況沒那麼容易，「對各個不同的組別來講，其實他們需要的是經驗。他們都有想法，需要的是經驗。經驗怎麼來？就是你要一直給他戲拍，像《周處》這樣的片子，他們才會進步啊！」看着南韓的進步神速，烈姐說：「他們每一年的拍片量有多高？所有的東西都是累積出來的。要學他們，你得有他們的量。」
商業世界，一切都可計算，開不開戲，找哪個演員，找不找南韓動作組來，都跟預算有關，「台灣一直以來，大家一直拼命地拍，其實量還蠻多的，只是因為疫情過後，資金不好找。資金不好找，大家就要想辦法把製作費往下壓。」她說疫情三年，拍戲的成本比疫情前高了三分之一，「通貨膨脹。然後，工作人員的工資都漲了，因為台灣有勞基法。在香港、韓國、日本，他就是愛怎麼拍就怎麼拍，但台灣勞基法有規定，一天的工作小時數包含交通時間不能超過 12 個小時。12 個小時指的是電影，其他行業8個小時，超過這個小時數你就違法，要給加班費。這些東西全部加在一起，當然有三分之一，光是工時的錢就很嚇人。在成本漲很多的狀況之下，你又要想辦法要把成本壓低，因為市場就這麼大。 」
疫情過去了，觀眾有回來電影院了嗎？「我覺得觀眾沒有完全回來， 現在大家已經養成一個習慣，就是反正這個電影一個月以後就會上 Netflix，他就不進戲院看。」所以觀眾的習慣已被改變了？「絕對有。現在很多片子票房都會不好。」但你認為，電影院還是最完美的觀影方式吧？「一定是。這個東西沒有辦法，你要看電影會在手機上看嗎？你不會，但所有的年輕人通通會，這就是年代的改變！可是對我來講，這是我唯一會做的事情，所以我們就只能想辦法在題材上面，盡量去找比較不一樣的題材，判斷觀眾可能會因此有興趣。」
有才華的導演都是神經病
八十年代，李烈是台灣最紅的電視明星，但回首那段日子，她形容為「人生最乏味最無聊的時刻」。天天醒來就拍，拍完就睡，有天她受不了，離開了別人眼中多姿多采的娛樂圈，一個人跑到中國大陸開廠，幾年後錢都虧光了，工廠關上大門，她卻最感謝那段日子，讓她每天都要面對和解決問題。幾年後回到台灣，她深知自己不想再過從前那種生活，決定轉戰幕後。
不想再做幕前，是因為過去她當演員的日子，工作幾乎不見天日，「我手上可能同時有三個戲在拍，一天24個小時，一個戲8個小時，所以幾乎不睡覺。我曾經有四天沒睡，站着都可以睡着。很像老鼠在跑那個輪子，你停不下來。你說老鼠牠真的很想跑嗎？」她說這樣不好玩，她做事情，好玩很重要。她也憐惜當年的自己，因為在那個年代，她再紅都沒有經理人，沒人照顧自己。拍戲量大，但收入也遠遠沒今天的演員高。
她先到電視台學做製作，磨練了 7-8 年，有天她遇上年輕新導演楊雅喆，看到《囧男孩》的電影劇本，拿着它奔走各家電影公司，想替它找到開拍機會，卻一直吃閉門羮。那些年，台灣電影業正在谷底，沒有人敢開戲。
那一年她飽受挫折，還加上好友舞蹈家羅曼菲患癌去世，對她打擊很大，「當年我 49 歲，現在科技這麼發達，但原來死亡距離這麼近。如果有一天我離開這世界，我會不會有遺撼。」她覺得，再不做就來不及了，她覺得如果這就是她生命中必須完成的一件事，回家跟母親說，問她能否把房子抵押，讓她去拍片，老媽一邊問她是不是瘋了，一邊把地契拿出來。電影順利完成，在台灣收了 3,600 萬，不但沒虧錢，還讓她小賺了一筆，也是因為這樣，才有後來的《艋舺》、《翻滾吧阿信》、《健忘村》等一部部作品。也幾乎是同時，一個個年輕導演出來了，拍一部部類型作品，如今回看，整個台灣影市跟十年前都不同了。
「《囧男孩》是我第一部電影，當時我沒有計算， 也不會計算， 因為做《囧男孩》的時候我連打電影預算我都不會。《囧男孩》完全是一個純粹盲目的人去做了一件事情。」如果現在再遇到這樣一個作品，你還會照樣做嗎？「 現在？我不知道耶，我說實話，我真的不知道。」她想了一下說：「可能還是會吧，我們這種只會做電影的人，看到好的劇本跟好的故事，沒有辦法，你就是有衝動想要把它做出來。」這十幾年下來，投資人有比較肯願意聽你的話吧？「當然有。台灣業界很小，你要打聽一個人，問一下就問到了，我們幾個女監製，像葉如芬、李耀華，我們的 Credit 都是這麼一步一步累積下來的。」
在行內地位再高，備受尊重，還是有太多得求人的地方。資金、檔期、各方的期望混雜在一起，都得靠電影監製一個個去解決。她形容如今的自己，比誰都柔軟，柔軟的意思不是硬扛，而是有原則地承受，「我個性很硬很硬，像我的名字，尤其是我自己的事情，我非常的硬。可是全世界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讓我非常的柔軟，就是跟我的工作有關。當我要拍戲，為了要得到的東西，你要我怎麼樣去拜託你，講好話，給你鞠躬我都可以。」一秒馬上變出可愛貓貓眼？她笑：「做監製本來就是要能屈能伸，你的目只是為了讓電影能夠達到一個大家想要的目標，像我來說，含辛茹苦，像媽媽一樣，但你喜歡就不會覺得辛苦了。」說完她後悔，連忙補一句：「沒有，還是很辛苦。電影圈女監製特別多，都很吃苦，我們不是那種坐辦公室的，我們都到現場。」這幾個女監製感情要好，常聚在一起吐苦水，「罵這個，罵那個，到處亂罵！好，發洩完了，很多事情只有我們自己知道了。」她說有才華的導演都是神經病，比一般人執着，連枱上一個杯子都要堅持。她笑：「我們常常絞盡腦汁，去對付導演。所以我們聚在一起，就會罵這些東西！」
*《周處除三害》今天上映
撰文、攝影：何兆彬 （劇照提供：一種態度電影股份有限公司）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請把 The Culturist 專頁選擇為「搶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