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狀王》是近年香港舞台的「異數」──劇場內外,看過《大狀王》的人不掩對這套劇的熱愛,劇中「金蜻蜓」隨着來自四海的觀眾,飛出常被視為小眾的劇場,吸納不少過往甚少走進劇場的觀眾支持。當現時香港不少演出屢叫告急,音樂劇《大狀王》卻載譽重演21場,門票被秒殺,還讓觀眾大嘆「一票難求」。

從創作過程來看,《大狀王》的成功其實有跡可尋。畢竟釀醞八年,見證過西九由爛地變成表演藝術要地,也見證過香港疫情動蕩的日子,今年二度公演,廣招劇場精英之餘,亦飽經一番時間的洗禮。「戲是磨來出來的。」前任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如是說。

由醞釀、創作、預演到公演,《大狀王》無論從音樂還是創作模式而言,都飽含香港粵語音樂劇的特色,由通俗市井曲調──「又試再擺酒,我做到變死狗」的「返工狗」哀嘆、仿大戲的趣味小曲〈萬惡淫為首〉、結合頌缽與梵咒的〈踏上清源〉,到「一念一宇宙」的佛教哲理,劇中糅合多種元素,以廣東狀師方唐鏡為主角,用三場官司串連出二人一鬼的自我救贖之途。經過無數次試演和修改,《大狀王》的劇情曾一度改頭換面,但也出於觀眾與藝術家的雙向交流,而為香港劇場創作開拓了新可能。

《大狀王》公演32場,橫掃10項香港舞台劇大獎,在香港取得如此佳績,令台前幕後都一再提到要將劇目帶到國際。「如果我們覺得粵語作為文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且很能代表這個城市的特色,那就要找方法來保留。」茹國烈(Louis)和譚兆民(Paul)是前後兩任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由《大狀王》史無前例的成功所牽線,二人難得雙雙坐下來,大談這套劇的前世今生,為此兩人都笑言:「很少看到我們倆在一起,這是張世紀拍照。」

大狀王
茹國烈(右)和譚兆民(左)分別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前任和現任表演藝術行政總監。

時間對藝術家的重要性

作為香港大型音樂劇的上乘之作,《大狀王》的成功其來有自──高世章、岑偉宗、張飛帆及方俊杰四位都是劇場界的紅人,組成曲詞編導的黃金團隊,加上多位香港舞台劇界的頂尖演員,無論唱跳演均具有紮實的基礎。乍看這個台前幕後的團隊,已足以看到《大狀王》的野心,那就如Paul所言:「要做一個全香港最好的音樂劇,大家都放個心出來,一係唔做,一係就做到最好。」

然而廣邀劇場精英之外,Paul和Louis異口同聲地提到,促成《大狀王》的成功,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時間。

「做一套優秀的音樂劇,除了最好的原創音樂劇情和歌詞外,導演、演員、台、燈、聲,全部一定要是最好的人才,但這都不代表你一定成功,將所有東西炒在一起也不代表好吃。」現任西九表演藝術行政總監Paul說道。「我們其中一個最大的理念就是時間。在藝術創作過程之中,大家經常考慮資金、場地和人才這三樣東西,但其實還有時間對藝術家的重要性。你看《大狀王》整個設計非常好,原因就是有時間去孵化。」

追溯起來,《大狀王》的創作靈感始誕於2015年初,當時高世章和岑偉宗在上海咖啡廳閒聊時談到想做《審死官》。碰巧次年,西九準備三年後戲曲中心的開幕,團隊打算在開幕首年,打頭陣帶來一套原創音樂劇。時任表演藝術行政總監Louis素來關注本地音樂劇的發展,他留意到過去幾十年來,香港一直有不同的音樂劇製作,「那時候我們就有幾個新想法,想用一個新的方式來做這件事。第一個條件,我們希望這個音樂劇的質素要是高的。所以我們早於(戲曲中心開幕)前三年,已經找來三位主創,請他們創作一個劇本和音樂的初稿。」

Louis指,這樣的委約模式在香港音樂劇製作上很創新,「因為一般來說,香港音樂劇的委約傳統就是:兩年後有個期,我們就找人來做,一開始已經埋班做了所有事情,其實沒有時間給藝術家。」

與這樣的委約傳統不同,《大狀王》的製作模式是「先有稿再有期」,「我們決定先委約、寫好劇本,之後再想下一步,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創作第一稿劇本後才標記劇院的期。」直至初稿出來之後,西九團隊再就劇本特色,尋找導演並邀約香港話劇團演出。由創作劇本到舞台製作,每層皆環環緊扣。

Louis說,最初西九委約時的要求很簡單,只希望與傳統文化有關,並且適合作巡迴演出:「創作而言,我們對三位主創都相當尊重。我想作為委約的機構,其實不適宜給太多藝術上的框框。」對此Paul也認同地補充:「空間不只是說physical的場地空間,也是創作上的空間。」

大狀王
Louis和Paul都認為需要提供空間予劇場創作者。

預演的製作模式

除了委約的創作形式,《大狀王》在公演前數個月前率先舉行預演,廣發英雄帖,邀請觀眾和行內人士觀看,之後整套劇更就觀眾意見大改。如此的「預演」模式,在香港音樂劇場同樣罕見,如Louis所言:「我想過往沒有香港音樂劇會告訴大家這是預演,要大家一起看一個試驗品,然後再作修改,我覺得這也破了香港音樂劇創作的模式。」

常到外國取經的Paul,當時尚未加入西九,卻也對《大狀王》的預演印象甚深:「百老匯音樂劇往往在演出前一個月先舉行預演,主要給記者看,但在香港做任何演出,不只是話劇,幾乎都是沒有預演的。」

《大狀王》於2019年舉行預演之後,團隊收回約二千個回覆,後來大刀闊斧改了近八成內容,包括劇情、音樂與服裝佈景。「很多時候演出都是單向的,但在這件事(預演)上能夠看到觀眾和藝術家的交流,讓他們知道,他們的聲音我們聽到了,主創聽到了,回去真的改了。」從Paul言談間的語氣,也隱約感受到委約與創作團隊對此劇的期望。

從預演到兩次公演,《大狀王》體現了不斷流動的創作過程。即使預演過後,疫情驟降,讓演出突遭腰斬,以至首度公演時不幸因演員生病而中斷,創作團隊亦善用這段延滯的時間沉澱和調整,以帶來更好的創作。

充裕的時間,是醞釀一套優秀演出的重要元素。在2020年末疫情高峰時才加入西九的Paul認為,這也是藝術作品需要重演的原因:「每一次重演,無論多完美也好,藝術家也總會覺得有些部分不夠好,每一次演出,藝術家都視之為一個機會去改善。我們提到的『時間』,也是想製作一套好劇時精益求精的心態。」

大狀王
《大狀王》由預演和公演幾乎改得面目全非。

保留港產音樂劇的語言特色

觀看長壽音樂劇是紐約百老匯(Broadway)和倫敦西區(West End)的著名活動,近年,「長壽」(long run)一詞也常在香港劇場界迴蕩,這次《大狀王》的創作與演出水準,無疑為香港推出長壽音樂劇打下了一支強心針。

Paul透露,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目前正在籌劃《大狀王》的巡演,各地邀約如雪花紛至,單是中國內地,已有逾30個場地邀請《大狀王》到訪演出。團隊亦希望能進一步衝出大中華地區,將此劇帶到歐美。

他又指,團隊曾想過要否在巡演時轉用普通話演出,但這次獲得不少良好的迴響,包括內地的音樂劇中介,都建議他們保留廣東話作演出語言。「如果你看過這套劇,會發現其實裏面很多文字,不論歌詞或對白,都採用了白話跟俚語,如果你一改的話,完全會剝削原本的韻味。」Paul認為,廣東話不僅彰顯《大狀王》的創作原意,也會成為香港文化產業很重要的一個基石。「香港的特色就是我們的廣東話,如果我們可以做得成功的話,其實這是一個很強的攝石,可以攝到內地與外國的觀眾來朝聖。」

《大狀王》2022年公演劇照(圖片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

香港能否再出一套《大狀王》?

「我絕對不是說《大狀王》就是開始。」將《大狀王》置於整個音樂劇發展的脈結上看,Paul強調香港音樂劇已發展了很多年。例如過往的《白蛇傳》、《一屋寶貝》、《四川好人》等,以至現在的《大狀王》,「很多年輕的音樂劇創作人是有想法,也很有野心的,他們本身也是有實力的。越多人做這件事,就越能取得成功,百花齊放是最重要的範疇。」

然而,由充裕的時間、優秀的團隊,到西九的委約支持──《大狀王》在香港文化產業上取得的成功驟看卻也頗為「奢侈」。《大狀王》之後,香港還是否有這樣的時間和空間,醞釀出同等優秀的作品?「做一個新劇需要很多投資,但反過來想,其實香港本身是有很多寶藏的。」Paul以近年香港舞台劇生態(包括演員和場地)的擴張,以至西九文化區正在興建的演藝綜合劇場為例,認為能夠預視更大的空間與更多的人才在香港湧現:「如果要把音樂劇做得有聲有色的話,不可以只有一個場地,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有心做起。」

受場地、資金乃至觀眾人數所限,不止是香港,就是在全球各地,要推出一套全年公演的長壽音樂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現時,香港坊間有小型私人劇場開始推出自家製作的長壽劇目,而演藝學院、不少劇團以及其他商業演出場地,也在不同時間推出規模各異的音樂劇演出。Paul認為,即使不能年頭到年尾在同一場地推出音樂劇,也能夠由各機構和團體接力,在每段時間輪番帶來不同的演出,讓遊客在不同時間來到香港都可以看到音樂劇:「希望能引入這個模式,讓大家知道,每年特定時候就有某個特定演出,唯有做到這種可預期性,才能令一個地方慢慢吸納到遊客。」

而Louis則期望,《大狀王》能夠帶動音樂劇製作的新模式,「譬如是現場創作的過程,包括將第一部劇本的時間延長,或是安排預演。不需要每一個新創作都如此,但可以考慮這個模式,因為《大狀王》證明到,事實上戲是磨出來的,而音樂劇的製作過程更是太複雜了。要是《大狀王》可以在香港舞台的歷史上,扮演這種改變製作模式的角色,我覺得這是最開始的時候,我們對這套劇的盼望。」

大狀王
《大狀王》2022年公演劇照(圖片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

撰文、攝影:鄭思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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