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馮永基（退休政府建築師、設計師及水墨畫家）
我認識貝聿銘的名字大概在六十年代末，來自一本台灣出版的小書名為《中國人在美國》；當中介紹在美國有卓越成就的華人，這包括楊振寧、李政道、吳健雄、趙元任、陳省身、郭美貞、陳香梅、貝聿銘等人。
回想當年，由於中國的積弱，一般居港華人的潛意識都是「大中華膠」。看不少男士的名子：國强、國榮、國祥、國興等等，反映不少父母對於中國要發憤圖强，確有强烈的願望。當知悉有哪傑出華人出現，亦感沾光。貝聿銘這個名字，對我們這兩代人，不獨是一位傑出的建築師，更代表一份期盼已久的光榮。
七十年代初在美國唸書，在建築史課堂介紹東方建築時，只會講述日本或印度的傳統建築。我們引以為傲的中國建築特色，卻隻字不提。因此，在西方人眼中，我們是建築設計的旁觀者，每當書本或建築雜誌上看到貝聿銘的作品，自然倍感親切。
潛藏心中多年後，終於在1991年，香港政府保送我到外國深造，並透過龔書楷建築師介紹，安排到貝先生創立的Pei Cobb Freed & Partners。當時正是霍朗明 (Norman Foster) 的黃金年代，同事們問我為何不向正紅透半天的霍朗明建築師事務所學藝。我認為他的高科技建築是另一門知識，更須超凡的工業技術配套。反之，從貝先生學習，是要深入了解他成功之道。
一眾對貝先生好評，緣自他的謙虛、他的魅力、他的才華及對建築的熱情。我在他公司的幾個月裡，最大收穫的是從各方面了解他本人。作為一個移民，如何在一個西方人主導的西式建築環境，況且是上流圈子，能獲得他們的信任，從而交託國家重點建築於一位華人。尤其在五十年代，美國社會正飽受麥卡鍚主義沖擊，絕不容易在動輒千萬美元的投資上，讓一位來自中國的小伙子，發揮他天賦的才華。
1992年3月25日，很感謝貝先生願意抽空給我在其私人辦公室長談一個小時。我不好意思以「粉絲」的原因道明來意，他直率建議我應該到歐洲看新建築才是。我反問道：「繼新寧大厦及中銀大厦後，為何再沒為香港設計另一地標？」他毫不猶疑：「香港人只愛他的名字，並不太喜歡他的設計。」從我猜想，他相當了解香港人對中銀大厦的風水興趣更大於其建築設計的睿智；尤其以中國庭園藝術融合於高聳的幾何形建築，才是他以東方神韻營造超高建築的精心突破。
「愧對貝聿銘」是我在1997年在《明報》發表的一篇文章。Carter Wiseman所寫的貝聿銘專書亦透露，儘管貝先用心為自己的故土留下作品，惟那些建築所得到的尊重，卻有點兒强差人意。順道一提，在香港島銅鑼灣的新寧大厦，據說是好不容易才邀請到貝先生設計，亦因商業理由而被拆卸重建。幸好是，在2000年，由香港建築師學會舉辦的「香港十大優秀建築選舉」，中銀大厦被選為十大之首，開心見已年屆八十的貝先生，再度重臨香港，接受這遲來的掌聲。
貝先生的設計，能盡顯其心思細密及表現在地建築所歸屬的文化脈絡。從巴黎羅浮宮到香港中銀大厦，從甲賀市的美秀美術館到多哈的伊斯蘭博物館，從北京的香山飯店到波士頓的甘乃迪圖書館，其設計都流露深層次的文化底蘊及人文精神，絕對不會一式一樣。他曾解釋何為「好的建築」，認為設計本身不需要詮釋為甚麼主義？甚麼風格？在羅浮宮的玻璃金字塔旁，他看到年輕男女在擁抱，足已說明，他們揀選來到這裡浪漫，是因為他們感受到優美與舒懐！
也許，我們再無必要追問貝先生認同甚麼民族身分。最有意義，是貝先生最终在家鄉留下心血的結晶：一座呈現中國現代建築精華的蘇州博物館，是他為自己的故土，送上最真誠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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