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洛克藝術誕生於十七世紀的社會與政治變革——權力擴張、瘟疫肆虐、信仰崩塌,當時動蕩的社會形態,造就了一種既宏偉又精湛的藝術風格,畫中的戲劇性表達,亦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於自由解放的普遍嚮往,同時傳達一種沉重的歷史感。繪於兩個世紀前的40幅大型畫作,由巴洛克藝術的重要發源地——那不勒斯越洋來港時,彷彿與現代香港形成對話,以藝術追問社會問題下的精神出路。

左為提香的《達娜厄》(1544-1545),右為帕爾米賈尼諾的《安提亞肖像》(約1535)。

「走進巴洛克」是香港藝術館今年一個焦點展覽,這次是藝術館首次與卡波迪蒙特博物館合作,帶來40件意大利北、中部文藝復興後期作品及那不勒斯巴洛克畫作,全為首次到港展出,當中包括提香、安尼巴萊・卡拉奇等享負盛名的大師之作,見證16至18世紀豐富的藝術歷史。

最貼原著的《最後的審判》 以藝術激勵人民

巴洛克藝術最早誕生於羅馬,其後遍及歐洲,這種藝術風格原以服務宗教為目的,故常以聖人和聖經場景作為題材。17世紀初,那不勒斯作為歐洲第二大港口城市,城中有多達三千座教堂和修道院,當中的宗教領袖和貴族熱衷於委約畫家繪製壇畫,期盼獲得神的保佑,同時亦彰顯自身家族的知識、權力和地位。

喬凡・巴蒂斯塔・雷科《靜物-羊頭》運用了短促透視的方法,桌邊的麵包半懸,貌似跌落,令人感覺幾乎觸及,顯視出畫家自身的繪畫技巧。

在這次的展覽中,源自法爾內塞家族的典藏作品裏,其中一件重要畫作便是由馬塞洛・維努斯蒂(Marcello Benusti)所繪的《最後的審判》。維努斯蒂受當時的紅衣主教委託,臨摹米開朗基羅的壁畫,因此這幅畫作與原著在構圖上差異不大,然而卻具有獨特的藝術意義。事源米開朗基羅創作過後,作品因繪有裸體而被批評不合符道德,他的學生便在數十年後,將畫中部分身體加以掩蓋。而維努斯蒂的這幅《最後的審判》,在米開朗基羅創作後十年所畫,保留畫中裸體,並成為了最貼近原著之作。

馬塞洛・維努斯蒂(Marcello Benusti, 1512-1579)《最後的審判》(臨摹米開朗基羅之作)(1549)

一如現在的香港,十七世紀的那不勒斯作為一個經濟繁盛的港口城市,匯聚各地的商人和藝術家,同時亦受疫情籠罩,在宗教改革下面臨各種社會問題。鼠疫下的那不勒斯居民將希望寄託於藝術,例如視畫中的聖巴斯弟盎(Saint Sebastian)為瘟疫的守護聖人,在同樣受困於疫情的香港,足不出戶的日子亦一再影響我們創作和觀看藝術的方式,像是衍生更多虛擬展覽與藝術科技。巴洛克時期的藝術猶如沉浸式體驗的始祖,為了激勵當時的人民,他們常描繪聖經人物身穿十七世紀時的服裝,貼近當時的生活,並以誇張的明暗對比與戲劇化畫面作為一大特色。

巴爾托洛梅奧・斯蓋多尼之作《婦女虔心照顧受傷的聖巴斯弟盎》,畫中的聖巴斯弟盎被亂箭殺死,身上的傷口眾多,有如當時鼠疫的病徵,令聖巴斯弟盎常被視為瘟疫的守護聖人。

展覽中由阿爾泰米西婭・真蒂萊斯基所繪的《友弟德和使女割下敖羅斐乃的頭顱》,便捕捉了關鍵的瞬間。畫中所見為友弟德於城鎮被入侵後,攜同女僕深入敵軍陣營,將其將軍殺死,這時突聽外頭傳來聲響,兩人警戒地看着同一方向,同時以手遮蓋燭光,右手提着劍,氣氛緊張。畫作以漆黑的背景強化場面的張力,但畫中展現的,其實還有藝術家自身的經歷。她曾在年輕時遭受強暴,更要面臨審訊和酷刑,證明自己沒有說謊,七個月後才被釋放,其後便開始描畫《聖經》中的勇敢女性。作品中的民族女英雄,某程度上是藝術家自身的反照,表達了一種反抗的精神。

阿爾泰米西婭・真蒂萊斯基《友弟德和使女割下敖羅斐乃的頭顱》(圖片來源:香港藝術館)

從香港視點看巴洛克藝術

「走進巴洛克」分成七個部分展示,並引入了香港視點的作品。香港浸會大學協理副校長(跨學科研究)兼創意藝術學院創院院長潘明倫教授為展覽擔任音樂總監,根據畫家的生平,推想他們接觸的音樂世界,以當時炙手可熱的音樂為作品進行搭配。另一方面,團隊以聲音科技進行嘗試,用聲音演繹畫作,例如其中一部分的音樂以人機合唱的方式演唱,女聲部由真人擔綱,男聲音則為人工智能(AI),寓言畫中亡魂祈求天主憐憫。

(左起)香港浸會大學代表范澄兒、香港藝術館館長(學習及國際項目)羅欣欣、香港藝術家周俊輝、香港藝術家伍韶勁

藝術館亦就展覽邀請了三位本地藝術家,以不同媒介回應巴洛克作品:周俊輝以相片裝置和本地文化元素重新演繹巴洛克繪畫;伍韶勁以伽利略的擺鐘理論呈現巴洛克戲劇化的光暗對比;插畫師missquai則透過故事和遊戲介紹巴洛克藝術的故事、意義及技法,讓香港與巴洛克的藝術透過展覽形成了一種對照與對話。

撰文:鄭思珩
攝影:Kurt Lee

《走進巴洛克──卡波迪蒙特博物館珍藏展》
展期:即日起至11月2日
地點:香港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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