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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窮也好，老也好，他的精神永遠都很年輕。」
──詩人黃燦然
順著紀錄片的鏡頭，在城市的角落或小巷追探香港詩的痕跡，《詩》表面上在談論香港詩人的故事，其實電影本身也未嘗不是一首「詩」。
「這次拍《詩》，對我來說特別有一個正面的意義，因為他們（黃燦然和廖偉棠）令我覺得，一個人要能保持自己原始的性格和真實的感受，這是最重要的。」許鞍華和黃燦然在書卷的包圍中坐下來，談詩，也談經歷。「黃燦然本身就是一首敍事詩。」許鞍華笑說。
如果你住得香港夠久，電影很多內容像是輕描淡寫，但卻能深深觸動你。像黃燦然一句「餘生只想做詩人」；像淮遠在片中誦讀其詩作：《天堂無霧—悼戴天》，短短兩句，卻黯然詮釋着當下。「你站在九龍看不見香港／五十三年後我站在香港／看不見香港」。
前幾年，在文念中執導的紀錄片《好好拍電影》，年過古稀的許鞍華已明志想拍關於香港詩人的故事，但紀錄片加詩人都難從商業市場考慮，一直膠着。沒想到天降疫情，在世界停頓之壞時刻，卻為許鞍華造就了機會。被迫慢下腳步的許鞍華，反思自己最想拍的題材，仍是腦裏縈迴了數十年的香港詩。「在我這個年紀，這隨時是我最後一部電影。」新詩在香港從非主流，許鞍華偏偏對這個題材情有獨鍾，這個心願源於那個從青年時期就寫詩、讀詩的自己。
（電影劇照）
電影和詩，一個主流一個小眾，彷彿處境不同，其實兩者也有着共有的狀態──例如時刻都在商業和藝術之間掙扎擺蕩。「精神上，你會覺得詩才是最重要的，但問題是詩賺不了錢。」自言在香港生活得被迫要「經濟流亡」到深圳的黃燦然道。「不只是賺不了錢，而且是虧本的，所以我要有一份正職來養活詩，寫一些評論、寫一些專欄，總之做甚麼都是經濟上的考慮，為了讓詩可以生存下來。」
為了在香港難以容身的「詩」，黃燦然離城而居也堅持創作，許鞍華過了數十年仍想將它拍成電影，「詩」顯然具有它的獨特魅力。
以電影尋溯寫詩的源頭
「輕一些，輕一些
──廖偉棠〈我們寫，寫不過生活〉
向生活過和正在生活的人致敬。」
紀錄片《詩》以兩個在異鄉生活的香港詩人──黃燦然和廖偉棠──的訪談為主（也有包括淮遠、飲江、鄧阿藍、馬若等香港詩人前輩的短訪，也有西西及也斯出場），他們一個灑脫出塵，一個積極入世，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態度，投射出創作所能有的各種方式。
「他們懂得平衡他們的詩和日常生活，不像我們這個世代常覺得作家就要犧牲生活、廢寢忘餐那樣悲慘。」許鞍華說，這次紀錄片特意以比她年輕的詩人訪談為主軸，是因為從他們身上看到了有別於她同代人的特質。「他們給人一種正面、實際的面貌，以及繼續生存下來的創作和生活方式。這件事對於我們拍電影的人來說，也帶來了某種啟發。」
追溯最初對詩的熱愛，許鞍華的回憶到了五歲之前：「小時候，我爺爺就一句一句、口把口的教，要我唸好五言七言。然後我五歲去了香港，他交下了《長恨歌》和《琵琶恨》，就叫我爸爸教我。我爸爸無心插柳，工作回來已經很累了，還要教我讀詩。我記得他一下班，就在外面乘涼，拿著一本書：『漢皇重色思傾國……』他每次教七句，然後我就跟着讀，《長恨歌》就是這樣練回來的。」
但原來自幼讀詩、大學時又讀文學的許鞍華，其實也隱藏了一個詩人的身份。
（電影劇照）
「那時是六十年代，我11、12歲，寫了封信去編輯部罵崑南──不知道陸離還記不記得──覺得他太無病伸吟了。我那時十幾歲，罵完又理直氣壯，自己寫了英文詩就發過去，押韻的，但我忘記寫了甚麼。然後竟然刊登了，我抱着本《中國學生周報》不敢讓別人知道，但收到稿費，不知道去買了一枝唇膏，還是請了我妹妹吃東西。」許鞍華又說，那時喜歡寫十四行詩，因為中學時讀了很多，很喜歡，寫完就發給香港大學的英文雜誌，屢獲刊登。旁邊的黃燦然聞言笑道：「其實你最初是詩人。」
（電影劇照）
還有一段經歷：讀書的時候，許鞍華的論文以美國旅歐詩人龐德（Ezra Pound，1885-1972）為研究對象，「他翻譯了中國古詩十九首及《詩經》，就想寫他、想寫翻譯的作用，覺得他的譯本比其他更好，但捱了兩年近乎情緒崩潰，最後都無做到。」
回想那時，如今許鞍華一笑置之，但那段時間寫詩的經歷，卻令她對創作有了自身的理解，也埋下了她要將詩拍成電影的決心。「很開心他們肯讓我拍，其實要誠實地分享自己對各種各樣事物的看法，不是那麼容易。當他們說肯，然後我去訪問他們時，我也不知道他們會說多少，或願意說多少。但紀錄片就是這樣，你不會知道所有東西，無法預先計劃好，而是到了現場，有甚麼就拍甚麼。」隨環境和思緒而推展，《詩》作為紀錄片，彷彿也呼應了新詩的創作形式。
窮餘生寫詩 黃燦然：詩的意義要死後才知道
「不要害怕，你無非是在黑夜裏
──黃燦然〈小伙子〉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黑夜和白天。」
九十年代在香港，寫詩的人都不敢說自己是詩人，只能默默創作；後來新詩不僅隨社會媒體而逐步走入大眾視野，到了現在，香港詩人還進一步走進大銀幕，這樣的轉變，或許標示了詩正逐漸走離邊緣。
但身兼詩人身份數十年的黃燦然說得坦白：「詩沒有甚麼現世或即時的價值，寫詩的人要有心理準備，如果你成名，或者有幾個讀者，你已經算是幸運的，如果沒有的話就是應該的。所以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痛苦是應該的，快樂就是幸運，你要用這樣的心態去面對。」
以詩寫城，其實創作最終也是為了面對自己，從中感受、認識自身在不同生命階段的心態流動。「我的詩也是這樣的。譬如說在不同的階段，你會用不同的角度看自己的作品。我發現隨着年齡和你自己的感覺，它會變的。」黃燦然憶起，自己第一次讀到「俄國文學之父」普希金的作品時，覺得他的詩寫得很差，「然後過了半年再讀的時候，突然覺得很感動，並且覺得，如果我寫的詩也能像他感動我這樣感動一個人，這就已經足夠了。這個信念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
銀幕前，黃燦然出塵隱居到深圳，閒時遛狗，指間常夾一根煙，看來灑脫的身影延續至日常，談詩人的自覺時，他也同樣雲淡風輕。「詩最終能不能夠留下來，這肯定是時間的作用，誰都阻止不了。當所有人都想爭取現世的名聲，但是如果你再想深一層，其實這些東西很規範，很沒有意義。一個詩人如果太注重這個的話──其實很多人很注重，我也會很注重，但問題就是，如果我沒有一條界線在那裏，那整個人就很容易膨脹。」
踏入花甲之年，近年黃燦然遷居深圳洞背村，間中翻譯或寫詩，脫離香港的高物價生活，好像才有了更多創作的空間。但詩人創作不易，問黃燦然餘生還是否要繼續做一名詩人，他側過頭看向別處，淡然笑道：「即使不寫詩，我都是一個詩人，沒有辦法。」
（電影劇照）
撰文：鄭思珩
採訪、監修：鄭天儀
攝影、剪接：古本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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