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大文豪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的文壇巨著《罪與罰》在19世紀出版，故事背景設在1865年，距今剛好160年。逾一個半世紀的今年，迎來了香港藝術節的改編。
演出在今年三月上演，大致保留原著重點，故事卻被搬到了現代──手機的運用、當舖的場景、角色的爭論由拿破崙變成普京──似乎創作團隊有意從現代視點出發，重新詮釋經典原著，但最終卻介於傳統與當代之間，有點兩頭不到岸。然而從舞台效果而言，演出以光影效果呈現主角的精神狀態，仍是令人驚喜的。
《罪與罰》原著中，最精彩的是人物的內在鬥爭與道德爭辯──滿懷理想的輟學大學生拉斯柯爾尼科夫生活拮据，自覺能成為不平凡的人，有天為了實行他的正義，動手殺了一個放高利貸的老太婆，並陷入了良心的爭戰。他的性格飄忽不定，充滿矛盾，被好友拉祖米興形容是「彷彿有兩種相反的性格在交替地更換着」，加上原著中總是纍纍長篇地描寫的對白，令小說被搬上舞台甚具難度。
在香港藝術節的版本中，由鄧偉傑執導，英國著名編劇菲利普．布林（Philip Breen）任編劇兼聯合導演的《罪與罰》，最初宣布在去年上演，本由劉俊謙和顏卓靈主演，結果因「未能預見之原因」延期一年，要角之中只保留袁富華和區嘉雯，主角黎政歧亦改由梁天尺飾演。
光影投射的心理鬥爭
在香港舞台版《罪與罰》之中，讓人眼前一亮的是光影與音效的運用。尤其甫開場的交錯光影，加上粗獷的舞台、戲劇性的音效與光暗對比，突出了角色的心理狀態，像是黎政歧犯罪後的畏懼，以及生病途中的精神不穩。梁天尺的演出增加了這種心理鬥爭的力度，他與督察董邵勤（袁富華 飾）之間的鬥智亦很精彩。後者的好意之下別懷目的，一方面展露關懷，一方面又暗示黎政歧在劫難逃，在親切與危險之間來回擺盪，二人對壘上有不錯的演繹。
早在2019年，菲利普．布林曾執導日本舞台劇版《罪與罰》，由三浦春馬和大島優子主演，是引人熱話的大製作。在網上看過該版本的部分錄影，可見光暗的對比在日本版中已有類似的呈現。但香港版的舞台比較簡約而粗獷，台面上的道具較少，旋轉台的四周被一圈斜台包覆，群眾有時拿著手機，陰暗之中，白光打在臉上，多了一種圍觀旁人痛苦的疏離感。
舞台劇大幅縮短原著內容，節奏因此更為緊湊，但這樣變相也縮減了心理狀態的探索，如身為性工作者兼虔誠信徒的馬靜純、拖着兩個孩子的姚雪飛（在後段被塑造成瘋子），都彷彿不太能呈現出角色面對現實困局中的掙扎，以及處於一段關係之中的矛盾性。
當代的救贖
香港版《罪與罰》把故事拉到當代，透過角色之口質問「這個城市有沒有變好」，可見創作團隊有意借這部19世紀的小說，回應現代環境。
小說自推出至今已逾一世紀，劇場不是（也不應）只單純照辦煮碗地搬演原劇，團隊意圖透過原劇回應當代社會，可說無可厚非。但此劇令人思考：融入香港語彙，加上帶點懷舊風的服飾與場景，是否已盡了環境／時代背景「置換」的意義？劇中場景、服裝皆從現實中抽空了，現代之餘又殘餘19世紀的氣息；背景看似換成現代香港，但劇中對宗教、人物處境的探討，又彷彿沒能融入當代，結果使整齣劇空有現代的軀殼，而不足以在經典的根基上推陳出新。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在時代變革迅速的時代出版，一名渴求擺脫現狀的青年，在初踏社會時的理想、面對現實的困惘，本是跨越時代的普遍特徵。原著中，主角最終以愛情和宗教作為救贖，這與當時俄國的社會環境密不可分；來到現代香港，一個世紀多前小說中所談到的「正義」、「罪」與「救贖」應如何詮釋，又如何與當下年輕一代的困局相應，或許是值得更深入地探討的問題。
撰文：鄭思珩
劇照攝影：Kit Chan Ima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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