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只是一個切入點。」張大千的荷花、張群的舊藏、譚延闓的11封信,邦瀚斯中國書畫部主管喬晶晶說,這次秋季拍賣,她最想做的,是讓大家看見藝術背後更長的歷史長河。
作為藝術史背景出身的部門主管,喬晶晶對團隊的研究要求很高:「我會要求同事在做研究的時候,對一個作品要敏感,所以我一直讓他們先把東西掛出來,先感受作品,再開始研究。」她說只有經過這樣的過程,才會更深入了解拍品,知道它好在哪裡?怎樣把藏品最好的一面傳遞給客人?不過,她也強調,收藏不需要藝術史背景:「對藝術敏感,以及對歷史的喜愛,你是完全不需要有藝術史的背景的。你只要喜歡,就可以開始。」

為進軍國際市場而畫的花
早期學明清、學石濤,後來去敦煌,四十年代後期學董源、巨然,再到65歲以後的抽象、潑彩、潑墨時期,張大千的藝術一直在變化。喬晶晶認為很難判斷哪個是他的高峯期。但她認為這次拍賣的「荷花」,正是張大千後來潑彩、潑墨變化的起點。
這次拍賣封面是張大千的《墨荷》,繪於1962年的日本橫濱,她說:「這張畫標誌著大千60年代初,想進軍歐美市場的意願。他當時離開了中國,一直在想開發新的市場領域。」她指張大千1961年在巴黎賽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辦展覽,畫的《巨荷》引起轟動。在展覽上,美國紐約赫希爾艾德勒畫廊邀請他去辦展,而這張荷花,正是為紐約展覽而作:「他當時是有意識地選擇畫很大幅的荷花,因為荷花是有東方意味的題材,而且往往可以表現得更為抽象一些。」

1962年作,水墨紙本,178×88公分
估價:5,000,000–8,000,000港元
潑墨落在六尺宣紙上,一開筆就是夏荷最剛勁的姿態。濃墨寫近處巨葉,幾柄荷梗拔地而起,穩如骨架;淡墨退到後方,一層是遠葉的朦朧,一層是花瓣的柔嫩。濃淡拉開,畫面立刻有了縱深。花與葉互相映照,舒捲開合之間,全是未經修飾的天真。墨色起伏之間,一片翠荷已接天而起,澎湃招展,氣勢撲面而來。
她指出,外國人對中國文化不太熟悉,對他們而言,書法或抽象繪畫更容易產生共鳴:「所以張大千最開始畫抽象,就是從60年代他畫這些水墨荷花開始。」這張畫1963年在紐約展出,1965年又在倫敦展出過一次,之後再次出現已經是九十年代的拍賣場上。
她笑說中國水墨的最高境界,是讓你覺得很簡單,但你畫不出來:「像丁衍庸也是,你覺得就寥寥幾筆,好像自己也可以畫,但你真的就畫不出來。」
這幅《墨荷》至今仍保留張大千在日本時的原裝裝裱。黃色織錦綾邊、大風堂訂製的青瓷軸首,另附桐木畫盒,盒上亦有畫家題署與鈐印。作品誕生至今逾60年,品相完好,與作品相互輝映,極為難得。

張群:不應被遺忘的重要人物
「張群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歷史人物之一。」拍賣的另一大重點,是張群舊藏35件,年份橫跨1928至1963年。這是邦瀚斯第三次受張群家族委托釋出舊藏,前兩次重點為郎世寧冊頁和張大千七把扇子,而這次,喬晶晶想把主角放在張群本人身上。

張群,字岳軍,四川華陽人。早年立志報國,與蔣介石既是終生契友,亦為其最倚重的核心幕僚。一九二九年任上海特別市市長,之後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外交部長。又任行政院院長、西南軍政長官等高職,數十年間,凡內政、外交、地方綏靖,無不參與。
她細數張群的歷史角色,他上世紀10年代在日本留學時認識蔣介石,兩人一起回國參加革命;濟南慘案時,張群臨危受命,單刀赴會,以流利日文周旋,用外交手段解決矛盾,避免影響北伐進程;中原大戰時,蔣介石三面受敵,張群以過人膽識說服張學良接受國民政府的任命,協助國民政府靖亂。「張群去了瀋陽,才真的扭轉中原大戰的局勢,才有蔣介石之後的江山穩固,歷史的走向從此完全不同。」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共產黨周恩來,國民黨張群和美國馬歇爾將軍(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進行了三方談判,她說:「可以看到,張群參與了近現代史的各項大事。」
這次張群專題中歷史價值最珍貴的,當屬《致張群信札冊》(1928-1930)。當中含有譚延闓寫給張群的公私信札11封。譚延闓是南京國民政府第一任行政院院長,也是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之一。喬晶晶說這些信從1928年到1930年間撰寫,正是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初,蔣介石任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任行政院院長、張群任行政院軍政部政務次長、上海市長三人治國之時,字裡行間盡顯兩人亦公亦私的緊密關係與深厚情誼。

1928-1930年作
水墨紙本 冊頁十八開
估價:400,000–800,000港元
喬晶晶說,譚延闓一直有高血壓,中原大戰期間仍為化解危機承受巨大壓力。「最後一封信,是譚延闓在 1930 年 6 月寫給準備從上海出發去東北的張群。沒想到張群任務結束回來時,譚延闓已經病逝了。」張群悲痛之下,遂將譚氏寫給他的十一通信札集裱成冊,題下「撫念今昔,不禁泣然」。

信紙本身也極其罕見。第一封用的是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撰寫官方公函、最高規格的專屬信紙,上面印有孫中山總理的遺囑。「這種信箋我們沒有見過。我們找台北歷史博物館的資料,當時有兩個國民政府,一個是武漢國民政府,汪精衛的。他們也有類似信紙,印了總理遺囑,供最高領導公函之用,兩款信紙細節有些不同,譚延闓用的這款是南京國民政府的。」

喬晶晶說,團隊後來查了譚延闓的日記,幾乎每封信都能找到對應歷史資料:「內容很多,包括說到兒子將會抵達上海,當時張群是上海市市長,所以就託付張群照顧兒子,對他嚴格一點,多加管教。甚至包括他高血壓的事,看他日記才知道,那時候高血壓是用電療來治的。」她形容,這些信是「當時最高領導人之間的種種通信」,容涉及濟南慘案、外交危局、南京建國庶務、中原大戰樞要等,填補了官方檔案看不到的不少空白。從筆墨看見心境,書信讀出時局。這些人際往來與文書記錄,既是書法珍品,也是民國史的第一手材料,極為罕見。
于非闇的秀麗花瓣
張群專題中另一件重點,是于非闇的《大富貴益壽考》(1948)。這張畫是當時《華北日報》的社長和主筆以報社名義訂製,由于非闇作畫、王福厂題字,喬晶晶補充:「《華北日報》報社到了1949年就成了《人民日報》報社,它一直是國民黨在北京最重要的報紙。」
這幅作品近乎正方形,在中國畫中並不常見,在于非闇作品中更是少見。畫中牡丹一株雙色,一紅一粉。深紅一枝斜欹盛放,花瓣以洋紅層層疊染,豐盈如天鵝絨;粉白一枝向上舒展,牙白底上淡染胭脂,風姿綽約。花叢之下,一對白頭翁相依回首,羽毛、眼神、尖喙皆刻劃入微。牡丹之後立一尊湖石,以宋緙絲法繪成,重墨鈎勒輪廓,石青大面積平塗,再以石綠複鈎,細密精緻,奇偉富麗。于非闇對顏料的講究堪稱民國畫家之最,所用石青石綠皆出自內庫貢品。

1948年作,設色紙本,畫心:84×66.3公分、詩堂:19.5×66.5公分
估價:2,000,000–5,000,000港元
她研究後發現,40年代國民黨軍政要人有請于非闇畫祝壽畫的傳統。1946年,北京一個組織也曾請于非闇畫畫賀蔣介石六十壽辰,後來也給李宗仁等軍政要員、中央制幣廠廠長戴宗逵畫過:「但是只有張群和蔣介石兩張是有湖石表現和壽頌詩堂,保留了當時壽禮形制。」可見此畫相當罕有,只屬於當時最高領導人所有。
這張畫用料在當時極其珍貴:「他們用的那種藍色材料,是由青金石做的,非常矜貴。有懂顏料的專家看到這張畫說,這張畫『下了血本』,就是光這個材料費就會貴很多。你走近仔細看,它的葉子,包括它的花,都是帶金的。」
新藏家越來越「主觀」?
「最近幾年,大家一直強調『生貨』,好像生貨才是最大價值。我覺得不一定是這樣,我們還是要回到作品本身,看它市場、藝術價值在哪裡,這樣才會更加客觀。」談到中國書畫市場,喬晶晶觀察到,年輕藏家相對較少,且心態走向更個性化,將收藏視為展現個人審美的事:「他們不一定接受外界的定論,說某些藝術家就是最好。他們有自己的主觀見解,要買自己喜歡的。」

1953年作,設色紙本 鏡框,96.5 x 63.2公分
估價:1,800,000–3,000,000港元
她認為前些年很多人把書法當投資,現在大家慢慢清醒:「你還是要真的喜歡才進入這個領域。所以這個時候,大家就開始想:我喜歡哪一點?為什麼喜歡?到了這個地步時,其實每個人就不一樣了。」

1942年作,水墨紙本 鏡框,26.5 x 30.8公分
估價:500,000 – 800,000港元
至於書法近年受關注,她認為與書法的抽象性和內容有關。「書法是比較抽象的藝術,它可能更容易引起大家對當代性的認同。」她舉例這次拍賣有弘一法師晚年的一張書法,是法師自知世緣將盡、在臨終前數月寫給皈依弟子「勝聞居士」的遺訓,引用《論語》的話說自己戰兢、小心翼翼,敬畏自省的生活態度:「書法它不光是從形式上可以給你影響,內容上也會給你一些不同的東西。」

在一個追逐「生貨」的市場裡,喬晶晶選擇回到作品本身:「希望不要辜負了藏品,把它盡量地呈現,讓可能喜歡它的人發現這些東西,那我們就覺得好了。」張大千的荷花是當代、譚延闓的信是歷史、于非闇的畫暗藏當時國家領導人最高規格壽禮細節。它們的價值,不在於第幾次出現在拍賣場,而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凝視裡,被重新發現、重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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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瀚斯「中國書畫」拍賣
拍賣:10月7日
預展:10月2日至6日
地點:香港邦瀚斯(香港皇后大道東50號太古廣場六座)
詳情:www.bonha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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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鄭天儀、林丰
撰文:林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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