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畢生想找一個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卻被揶揄永遠做不成沙特（Jean-Paul Sartre）。這對常被視為「現代愛情關係」第一對模範眷侶，於存在主義與女性主義的道路上，各自帶來新時代的衝擊。看他們晚年的訪問錄像，答辯如流時不忘開玩笑地交鋒，相處時也溢散着知性的神色。他們持續五十年的關係，自始至終遵從着獨特的「愛情契約」，這樣的「現代愛情」卻並非人人做到，以至到了今日依然備受爭議。
愛情往往不談理性，但在他們身上，愛情彷彿成為了哲學的實驗。
波娃曾說：「我認為愛就是不欲佔有。」沙特也寫：「渴望被愛的人，必會同時渴望對方獲得自由，因為愛就由此而生。」二人對愛情的想法不謀而合，因此才能夠畢生相伴，同時保持開放式的關係。他們的名字有時直接跟「風流」被劃上等號，正如有人奉沙特做偶像，也有人斥其為渣男。
沙特與波娃在1929年初識之時，法國正夾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社會上籠罩不安與困惑。在這樣的背景下，存在主義對於個體自由與存在的探問和實驗，乃至波娃對女性地位的重估，也由此應運而生。那一年，沙特和波娃共同參與哲學系的資格試，並在一眾精英之中脫穎而出，由沙特奪得第一名，年僅21歲的波娃則僅居其後，成為史上最年輕的考核通過者。
同年，二人開展浪漫開係，彼此之間既是情人，也是學術上的同伴與競爭者，不少沙特出版的著作，也曾經過波娃之手進行修改。這對重視個體自由的情侶，反對資產階級的陳腐規條以及女性婚後角色的定型，在最初的時候就共同定立了一份人盡皆知的愛情契約：「我們之間的愛情是必要的，但同時，偶然去體驗一下風流韻事也是一個好主意。」契約除了容許雙方擁有其他情人之外，還要求要對彼此坦承，分享一切秘密。
沙特和波娃以長達51年的時間，實踐這段新時代的愛情關係。在這期間，二人每天相約在咖啡廳聊天、寫作，卻也分別與許多人發生過性關係，甚至曾一起陷入糾纏不清的三角戀、師生戀等，關係亂得令人咋舌。波娃直言：「我和沙特的關係是知性上（intellectual）的，多於制度或家庭上（institutional or family）的原因。」而被問及結婚生子時，她亦表示自己沒有那樣的意願：「我不想要另一個沙特，有他已經夠了；我不想要另一個我，有我已經夠了。」
波娃被指才華比沙特更勝一籌，她的小說《名士風流》（Les Mandarins）描寫戰後法國的文學世界，贏得了龔古爾文學獎；1949 年，她寫出了現代女權主義的第一部宣言《第二性》（La Deuxièmesexe），在全世界都極為暢銷。書的開頭便拋出：「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而是後天塑造的」，這是刻意回應盧梭《社會契約論》的開頭。事實上，波娃是女權運動的先驅，但她人生卻被另一個男人主宰與支配。
這段關係直到沙特在1980年逝世後才結束，六年後的次日，波娃隨沙特的步伐而去，兩個擁有傳奇關係的思想家，去世後合葬於同一個墓碑，生前死後也待在彼此身邊。在告別式，波娃寫道：「他的死亡把我們分離了。我的死亡也不會將我們重聚。然而，我們的生命能夠交融一起那麼久，就已經很美了。」
然而，這看似豁達的現代愛情，背後是否一如邏輯推論那樣純粹理性？波娃曾經坦言：「我們的關係並非無可指責。」以二人的關係為中心，其餘出現的情人不得不降格為從屬者，而要為此付出代價。沙特和波娃都曾被批評誘惑未成年學生，亦有學者認為波娃掩藏了自己內心的嫉妒。這一段達至雙方共識的「愛情契約」，尚藏有諸多糾纏的情感與慾望。
從哲學上來看，如何愛是人類的一個終極問題。沙特和波娃以行動挑戰主流的愛情和婚姻，背後涉及戰後一代圍繞存在與自由的龐大思想體系。說到底，大思想家們的愛情關係，倒也不是尋常凡人能輕易模仿。
撰文：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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