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寨專訪系列3】還原城寨移動城堡另一夢幻「big 貴完」麥國強：「拆景時像失去一個家」｜2024 香港電影

「對於搭景，我已不擔心搭不出來。特別是某些類型電影，你要塑造它的世界、背景，只需要符合對的方向就可以；但怎樣讓哪些場景增添生活感？有人居住過的痕跡？這個才是最難的部分。」——《圍城》美術總監麥國強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電影的魔力，在於能保存被時代洪流沖走的東西。像8、90年代黃金盛世的香港彌敦道、佐敦道的霓虹艷色，在現實中煙消雲散，念念的回憶風景，唯有留在電影中。

《智齒》的魔幻垃圾海、《紫雨風暴》的赤柬恐怖分子、《葉問4完结篇》穿長衫宗師打入六十年代美國唐人街、《十月圍城》於上海搭建六萬呎百年中環實景等……都是出自金像奬最佳美術指導麥國強（Ken)之手。入行逾30年，他為37齣電影擔任服裝及美術指導工作，更憑垃圾孕育出強勁港式頹靡美學的《智齒》，再度揚威金像奬與金馬奬。

無論刻意經營，還是彷似不經舖陳的舖陳，《九龍城寨之圍城》（簡稱《圍城》）的美術總麥國強最耍家「造世界」，讓觀眾穿越回不過去的架空幻境。他像一名巫師，在場景念句咒語、灑兩滴符水，就能把煙沒了的回憶統統召喚回來。

迷城、圍城、花旗中國城，這次他越級挑戰，還原一個九龍寨城。實景與特技交融，還原八、九成城寨，工程浩大……

還原一個城寨，得復刻一個時代。

「對於搭景，我已不擔心搭不出來。特別是某些類型電影，你要塑造它的世界、背景，只需要符合對的方向就可以；但怎樣讓哪些場景增添生活感？有人居住過的痕跡？這個才是最難的部分。」盤了一個茅山道士髻的麥國強說，令我更相信他有法力。

「我最強挑戰疫情。」麥國強苦笑道。當我提起2003沙士期間他奮力在上海完成《十月圍城》的百年中環秘景；2021年《圍城》則「搭」在新冠温疫蔓延時。人生最難忘的兩個項目，都在高細菌與高壓年代完成。

《圍城》遇上封城，回內地拍攝演員與團隊動輒要隔離21天，行不通，經多番商量，劇組決定回府香港，自己城寨自己搭。很多道具更要自製，城寨裡的招牌、海報、牆上塗鴉，都由麥國強親撰。

「考據」是個專門學問，拍電影涉及範圍太廣：上至社會大事，下至絲苗米幾錢斤，都要弄的清楚明白，否則隨時犯低級錯誤。

日本人對九龍寨城着迷歷久不衰，漫畫如《淚眼煞星》、《攻殼機動隊》等，都出現過寨城場景。麥國強可有城寨回憶？「城寨在歷史上真的是很特別，也是港人熟悉的一個地方。但年輕的時候我不敢進去。」

《圍城》主要有三個搭建的實景，一個在西貢（搭了整條街），一個在九龍灣（主要是拍城寨出入口），另一個在元朗的達德學校。麥國強統領的團隊，通過參考資料、圖片及口述歷史等，將城寨場景變成「移動城堡」，除了主要街道，三、四樓以上要做場景，搭建大概三層，又做了10幾件景片，景片濶8米、高8米，在廠內可以不停移動，配合拍攝。有住過城寨的觀眾看過後形容《圍城》除了是動作驚悚片，更似是城寨的偽紀錄片。

瓊樓玉宇倒了陣形，來營造這絕世的風景……

實景是一個「總化」，能否營造讓電影推進的vibe，幫助導演講故事，是一門藝術。麥國強指，創作時會反覆問自己，我想它什麼時候是假的？什麼時候是唯美的？什麼時候是一個真實世界，都要從電影劇本來考量、推敲。

拆卸30年，城寨給人印象依然是龍蛇混雜。錯落有致的招牌、街道暗黑無天、殘破樓房迤邐不絕，潛建中還有潛建。屋裏屋外私拉的電線密得像蜘蛛網，天台密佈魚骨天線；欲墜的水管日夜滴水，街巷暗弄濕漉漉，老鼠橫行，暗角隨時有隱君子開餐，都勾起觀眾對城寨的集體回憶。那個活力奔騰的香港，也是流行文化中一個「有機生命體」，被日本人稱為「東洋之魔窟」。我相信，城寨當年如果能留低，改成主題公園，它今日應該日夜都繽紛。

「我不想把《圍城》當成一齣懷舊片，所以我們做了很多研究，所用的手法、搭配的東西、色調等，都希望用當時的角度看當下的世界。」麥國強說得堅定，更重視把80年代城寨的街巿、雜貨舖、理髮店、竹昇麵檔、豬肉舖，不同的手作工作；街坊聚在小店一齊開心看電視片段滲進場景。


脫去了城市華衣的魔窟，頹廢中洋溢生機與生活烙印，腐蝕回憶的灰，籠罩殘垣斷壁。

「在還原城寨場景中，我們盡量放大當中的『亂中有序』。」麥國強形容，畫面上着重表現城寨的居住密度和迷宮佈局，「巷弄似不通，卻處處可通；亂但街坊總是能用捷徑達抵目的地，這是非住客無法掌握的絕活。」像主角陳洛軍像一頭受驚老鼠鑽進城寨，見寨人能靈巧地消失於轉角，或遁入一座大樓跑上天台，再從天台下樓隱身暗巷。為了營造更逼真感覺，劇組後期配了很多街邊雜音，以突顯城寨居住環境擠迫能窺探鄰居說話，讓觀眾恍如置身其中。

我很好奇，當初接到「還原城寨」的英雄帖，導演鄭保瑞尚且慎重考慮了兩、三個月，麥國強被欽點此mission impossible，是一口應承，還是滿腦疑慮呢？

麥國強抽了一小口凉氣，吐出：「當然需要思考，就算我一直很喜歡跟瑞導團隊合作。」他也曾踟躕惶恐，思緒纒繞：在城寨拍動作戲，應該怎樣做？《圍城》基於小說、引伸漫畫，復融合為電影，怎樣拿揑幾種藝術形式？已經二、三十年沒追看港漫的麥國強自問，故事需要有多天馬行空？

「當大家看同一些書、資料或相，了解城寨的角度與畫面千篇一律。我決定看事情要幾個角度，城寨整個世界也不只這幾個位置。」他最後搭了十棟八棟大廈，三層高、兩層高的樓甚麼都有；幾個天台，每次移動一次景都是大工程。麥國強回憶，為了換景更快更慳錢，每個景底部都裝有車輪，「移動城寨」每次搬動場景動輒都要幾十人去推。「就好像砌俄羅斯方塊般拼合，如果下錯指令，牽一髮動全身，既浪費時間又枉花了團隊的力氣。」所以無論導演、動作指導、攝影師都要預先部署與構思，避免出錯，當然遑論補拍了。

可以想像，劇組另一最大挑戰是時間。「拍攝時間非常緊逼，我想多留時間給導演拍攝，所以搭景、換景、調度的時間就異常緊張。」三個廠景不停切換、不停改動，絕對是對整個團隊的考驗。

看到成品，陽光從城寨最高端射進，到下層是微弱的室內燈光，把城寨世界添上層次；看到黑暗，同時也彰顯光明，有種意表上的雙重意義。「城寨是罪惡之城，但街坊之間也很温馨、互相幫助，努力生活，我們也很努力重塑街坊的工作質感和生活點滴。」

拼搏的顏色與能量

《圍城》悄悄刺穿世界，穿越到香港曾經的八十年代，演活一個詞：「低端人口」。

「有能力的就不會搬進來，但不等於城寨人沒有生活。」麥國強跟曾住城寨的公公婆婆聊舊時的生活，他們意興盎然，有些甚至在城寨住上一輩子，不願離開。

「我最想讓觀眾感受八十年代香港那種拼搏的energy，所以裡面所有顏色都是比較多冷調，我特別用藍、綠、啡色等等顏色，都是經過深思的，考慮過那個光源，代表着一個怎樣的世界。」

《圍城》收集舊物的過程，也有一段小插曲。

麥國強憶述美術團隊收到風，有個已圍封即將拆卸的舊樓裡面有大量八十年代家具與裝潢，眾人於是飛奔現場，不敢張揚地突破圍封上樓「抄家」（電影美術行內術語）。「那些東西真的很美，我們分兩天去拆，就在第二天兩位美術部女生回到廢屋時，竟然有人報了警，二人慌忙躲於屋內不敢作聲，直到警察離開，幾險！」

他們去剷舊門門皮、撬走鐵閘鐵窗花、搜刮舊電器和日常生活用品，「那些質感和紋路是沒有可能造舊的，都有故事。無論幕前幕後都有種執著豁了出去，死就死吧！」結果，尋寶途上，有人被抄身份證，有人被蝨子咬遍全身，為藝術犧牲，打造這神級裝置藝術。

1972年出生於香港的麥國強，畢業於李惠利工業學院設計系，復於城大讀Architectural Studies，之後曾在香港多家知名設計公司擔任設計工作，輾轉電影行30年，也曾迷失過，與香港同經歷高低跌宕。

他最難忘當年《十月圍城》，在上海搭建十個足球場大、面積逾約60萬呎的一比一老中環實景，劇組花上5000萬元重現昔日三角碼頭、卑路乍街、皇后大道中和砵甸乍街等，最經典莫於過那條翻版石板街，更被劇組揶揄為「Big貴完」。人生比戲劇更荒誕，沙士風暴被迫停工、投資人自殺、資金凍結無情風波，他朝思暮想那座用木製打造的香港舊城，在風雨中正銷蝕湮滅，麥國強站在自己耗費5年心血的中環城前，大哭了半個小時。「我的女兒剛出生，我是一個人在家抱着她畫圖紙的。」

最後，陳可辛出手，《十月圍城》絕處逢生，苦磨十年最終拍成，為麥國強帶來第二座金像獎獎座。

麥國強近年最出名，正是打造「隔住大銀幕都覺得臭」的《智齒》場景，8輛垃圾車堆滿片場「髒又亂」的場景，更重要是把死亡貼近你的呼吸。去年電影美術學會統籌展覽「無中生有」，就把《智齒》部分場景重塑，作為示範作，回應展覽英文名稱Out of thin air，即是「憑空臆造」。

然後，到《圍城》的無根之城。1980年代的寨城，處於前途未卜的沒落時代，卻讓人執迷。

導演鄭保瑞最不捨，於是在《圍城》煞科，搭建的街道、建築物就要被堆土機拆卸移平前夕，請攝製隊花了一天時間空鏡街景，為這不可複製的世界留倩影。那夜麥國強有何心情？「當然不捨，不是誇張，拍攝那段時間，創作團隊已變成了家人，大家活像住在城寨裏。所以拆景時，好像失去了一個家。」

其實，場景也曾吸引M+博物館派員到現場考察，研究把整個場口接收；猶如2021年把80年代在東京營業、日本家具兼室內設計師倉俁史朗設計的「清友壽司吧」拆卸後重置於M+博物館（當年購入價1500萬港元惹爭議）。

可惜，最後計劃沒有落實，城寨場景被堆土機移平，第二次煙沒於這個都市，卻永遠定格於電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