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寨專訪系列1】「最佳導演」鄭保瑞暴力中的陽光暗黑圍城「離不開、留不低」｜2024 香港電影

「《圍城》入面我對城寨最大的感覺是一處『離不開、留不低』的地方，看似無情這亦是城寨的美麗。它不是要你留低、亦毋須當呢度係你個家，從來它都是一個俾你唞啖氣、回過神，再返出去的地方。」—— 導演鄭保瑞

反差感製造人格魅力。

那天，在出爐金像奬「最佳導演」鄭保瑞的工作室專訪後閒聊之間，他失驚無神端出吸塵機來吸塵，但其工作室已近乎一塵不染、書櫃井然有序像圖書館。「挑！難道拍《智齒》我屋企就似垃圾崗咩？！我個人好有條理㗎。」他顯然從我臉上讀到疑問，急不及待狡黠地笑着回應，配樂是吸塵機聲的嗡嗡聲。

這種反差，也出現於瑞導的新戲《九龍城寨之圍城》（簡稱《圍城》）。

鄭保瑞自小從澳門移居香港，19歲進入電影圈由低做起，像海綿般吸收林嶺東、劉偉強、馬偉豪、葉偉信、杜琪峯等香港著名導演的精華，廿年前首執導演筒乍洩暗黑變態偏鋒，到《智齒》與《命案》達爐火純青的重口味，以「活著比死亡更無能為力」的視覺震懾觀眾。這次罪惡之城、黑幫故事揸手，合曬鄭保瑞工尺，還不肆意將暴力美學進行到底？偏偏，《圍城》拍出了很不瑞導式的陽光感、混雜汗臭與本土回憶的麻甩佬浪漫。

「我們做了很多研究，不只是城寨的資料搜集，還有那個年代的資料搜集，怎樣講一個原本比較黑暗的故事？後來，我們決定把主角洛軍身份改為一個難民，走進城寨的經歷，再慢慢審視這個世界。」瑞導娓娓而談。

城城：「最懂折磨演員的導演」

郭富城在說鄭保瑞最懂得發掘及折磨演員，發掘是呈現演員最優秀一面；折磨是逼演員變到自己不認得自己。看完試片，驚喜位正是瑞導把林峯由大台「花瓶」變成有血有肉的打星，還被洪金寶盛讚「搣甩花拳繡腿」。「其實我覺得阿峯他自己很有心去準備改變。大家都知道我是什麼人（在垃圾堆拍完《智齒》劉雅瑟笑指有創傷後遣症），早已有心理準備，哈哈。林峯是個很聰明的演員，我告訴他是一個難民，跑到街上不知自己要去哪的那種無助狀態，他那個那個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演得很好。」

大概8年前，陳羅超游說鄭保瑞執導《圍城》的過程也頗戲劇化。「他擔心不是拍城寨的實際難度，而是怕故事不是我喜歡的。他請我用自己方法修改，或者與作者談判一下，彼此磨合試試看。」瑞導邊回憶邊笑說。

這也是小說作者余兒曾經憂慮的，怕瑞導簽名式黑暗蓋過自己的故事初衷。余兒劃好底線：主角身份、故事、講故方法可以改，但角色與人物的關係不能。「這個我絕對贊同。如果連關係都變了，其實沒有需要改編這個故事。好看的是譬如這幾兄弟的情誼、龍捲風的神秘與經歷。」創作人惺惺相惜，所以《圍城》你會看到不一樣的鄭保瑞。

城寨記憶：神秘又有型

未接拍《圍城》之前，瑞導對城寨的感覺處於很片面的普羅幻想。記得小時候一次巴士急煞掣，姐姐沒站穩撞崩了門牙，母親立刻帶她去城寨找牙醫，這是他唯一的城寨記憶。然後是一些電影《省港奇兵》、《追龍》等，把城寨拍得像一座恐怖城。

「聽人說城寨的故事，小時候一定害怕；但王家衛的《阿飛正傳》也在城寨取景。」記得扮演賭徒的梁朝偉嗎？電影末段他整裝出門前待在那個狹小的閣樓？不就在傳奇的城寨。對鄭保瑞而言，城寨既神秘又有型；邪惡又浪漫。

勇字當頭，鄭保瑞也不是無所畏縮的，他認真考慮了兩、三個月，才決定接拍這高難度之作。

果然，導演筒執起，大小問題像雪花飄來，鑊鑊新鮮，漫長的立項審批之外，最大的衝擊自然是世紀疫情。

「本來我們已睇好景，在佛山找到荒廢建築搭建城寨，因為那邊的工程費較便宜。疫情來襲，我們唯有把整個陣營轉移香港去。此舉引發更大難題，物料、人工甚麼都貴，但錢不會因為你回港而加碼，我們只能在同一個資源裡面做到最好。」瑞導回憶這單不可能的任務，眉頭不免緊皺一下。

但「無中生有」從來是香港電影的核心價值，電影人就是有本事「蕉渣價造出燒鵝味」。鄭保瑞當年便以8萬8港元拍出處男作《第一百日》，拍恐怖片《大頭怪嬰》亦因無錢而決定道具怪嬰缺席，氣氛搭救，他坦言香港電影人慣了無資源而各出法寶尋找自己的味道。

拍攝過程也迂迴曲折，疫情來勢洶洶殺劇組一個措手不及。「整個美術組逐個逐個倒了，全軍覆沒。然後又到服裝及其他組別，我好運最後都沒中招。」

塞翁失馬，香港故事香港拍，自然原汁原味更有質感；而疫下空城，讓攝製團隊能拍出平日求之不得的鏡頭。「我們不需要用電腦特技做一條廣東道，而真的能在清晨七八點，在無人的廣東道取景、九點在彌敦道追巴士。」

這次，還原九龍城寨，成了美術總監麥國強的肩上重擔，他就是鄭氏另一話題電影《智齒》中，把一個架空髒亂的人間煉獄搭建出來的魔術師。

豪擲幾千萬、三個地方搭建的九龍城寨實景，加上高端特技展現低端人生（high tech and low life），碰撞出不只是港式頹廢型 Cyberpunk。「想現實得來帶點夢幻、科幻中間又夾雜點港漫的感覺，最重要是城寨那陣『除』要夠濃，按我們的標準。」瑞導說。

在實景中還原城寨的龍蛇混雜，鄭保瑞強調適可而止的克制。「城寨肯定是骯髒和亂，但我們沒有放大這種骯髒，和《智齒》隔着銀幕都感到臭的狀況不同。麥國強展現城寨的亂中有序的迷宮效果：外人不懂走進去，但城寨人卻識途找秘道，左穿右插回到家的實況。」

男人的汗臭與鼓油味

鄭保瑞透露，為了拍攝效果，《圍城》場景地下的水窞裡並非污水，而是黑漆漆的鼓油，整個片場洋溢男人汗臭與濃濃鼓油味。「完好的地我們特意把它鑿爛，希望可以保留到城寨的生態。當然我們好想復刻城寨建築的岩巉與不規則，路上無端有半個平台、窄巷盡頭是道門，但每項工程都是錢，而拍攝上用不着。」

因為《圍城》的城寨實景分佈香港三個地方，是個空間大挑戰。鄭保瑞說像在介紹高科技產品般興奮：「其實整個戲有多達80個場景，需要很多不同的位置去拍攝，因為資源很少所以整個城寨要模組化，像lego般組裝，每個場景都裝上滾輪讓它自由組合，瞬間就可以變成另一個景點，今日是天台、明日是樓下，這是一個無中生有的破格。」

這讓我想起加拿大劇場大師Robert Lepage的舞台魔法，瑞導卻指妙計乃效發自香港鬼才導演徐克當年拍《刀》時候所用的貨櫃場景。「他找來多個貨櫃變成不同場景，接着不停變陣，我們也就挪用概念。但執行起來相當困難，因為兩三層高的牆十分重，移動時要做很多測試。」

正因為場景不斷移動變陣，郁動了就無法連戲，所以拍攝期間要特別謹慎，「換了場景就無得補拍，這是最痛苦的事。」

自小在城寨長大的林家棟，成了瑞導的首位顧問與環境指導。「家棟小時候在城寨住上十年八載，恰巧是電影取材的八十年代；杜sir杜琪峰也住過城寨，但年代早一點。」《圍城》監製莊澄也在城寨出身，自然也成為鄭保瑞的軍師，脫口問對方：何故要住進城寨？

莊澄回說：外面生活成本高，窮人進去是找生活，因為外面找不到。「那城寨人是不是要一世在圍城生根？他們其實想走，不希望下一代住在這裡。怎樣才可以衝出去呢？就是在這裡好好生活、賺夠錢，抽身離開。」

「拍談情說愛的戲我就流汗」

城寨是香港殖民地時期，一座由居民獨立自治的圍城。瑞導指，城寨是港人重要的集體回憶，故希望《圍城》能摻雜本地歷史，讓角色與香港的命運緊扣，例如把主角洛軍安排為難民。

自覺拍氣氛電影比較手到拿來，瑞導自認最難拿捏的，是拍出主角四人的兄弟情深厚而不肉麻。「我對拍情感戲是很害怕的，拍談情說愛的戲我就流汗，尤其是男人，我不太懂得處理，總覺得多一點就老土，另一監製葉偉信在這方面給予我很大的啟發與幫助，他總是能在細緻位打動人。」

苦燉8年，《圍城》終於見天地，此經歷對鄭保瑞影響甚深，令自小在深水埗長大的他，對香港市井風景的體會完全改觀。

「大家受電影情節影響，覺得城寨就是三不管、黃賭毒、無法無天的罪惡之城。但是我看了許多書和資料，又跟曾住在裡面的街坊聊天，慢慢你會覺得八十年代未必是這樣。我很喜歡小說描述的那個城寨，是一處『離不開、留不低』的地方，看似無情這亦是城寨的美麗。它不是要你留低、亦毋須當呢度係你個家，從來它都是一個俾你唞啖氣、回過神，再返出去的地方。」這是鄭保瑞最大的感覺，正是戲中龍捲風對洛軍說的一席真心話。

鄭保瑞說，劇情上主角是重要，但宏觀地回看城寨，其實一班小人物才是城寨主要的構成元素。所以《圍城》片尾的彩蛋，攝製隊決定找來許多真實的小店人物粉墨登場，讓觀眾重温香港的生活温度。

「城寨以前有許多舖頭，有造麵、包餃子、補鞋、串膠花、賣煙仔，還有許多技術型工種，我們找來真正的師傅回來拍他們的工作片段，魚蛋姐姐、補鞋伯伯……我是越來越珍惜這些人，與他們的生活面貌。」

翻查歷史背景，城寨本來就是個歷史遺留下來的臨時圍城，它部分建築物甚至沒有打地基（因為建築物太密集，互相支撐着所以沒有崩塌）。復刻一個比城寨更臨時的場景，對鄭保瑞與麥國強而言，有一種「短暫永恒」的雙重諷刺。

正因《圍城》前期後期創作都是一個大工程，當《圍城》煞科前夕，搭建的街道、建築物就要被堆土機拆卸移平，鄭保瑞想出了一個主意。

「明天就推倒了，我請攝製隊今日就拍街，他們問拍甚麼？我說：『拍空鏡！』他們就順着整條街、所有場景，留影。哪怕是一張垃圾蟲的海報、手寫招牌、標語、士多裡的汽水機等等，我都覺得有它的時代價值，好想純粹記錄那一刻。」因為年代久遠，《圍城》許多道具，都由美術團隊親手造出來，鄭保瑞想記錄這份難能可得的價值與質感。

他傾之於心的，是圍城內、香港那些年一枱一櫈一紙一瓦爆裂開來，堅韌而璀璨的草根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