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沒有為藝術而藝術，我的作品某種程度上建立在現實之上。真實的問題、真實的人。」德國導演Monika Treut這樣形容自己四十多年的創作生涯。
1970年代初，Treut 在大學讀政治學、文學與藝術。當時德國只有兩所電影學校，她沒想過要進電影學院。但那是一個媒體研究剛起步的年代，她與同學一起做超8毫米底片電影、拍紀錄片，還創辦了學生電影院。「我們把媒體和電影納入學習，自發組織。」她發現自己不是典型學者：「我是一個真正想要有真實體驗的人，不想總是坐着閱讀、寫作，一個人做事。我真的很享受跟其他人一起工作。」
影響她最深的是德國導演Rainer Werner Fassbinder：「他一年拍三部電影，對我這一代人影響很大，因為他真的直面德國社會問題。」 她特別提到《恐懼蝕人心》（Ali: Fear Eats the Soul），講述一位年長清潔女工與年輕阿拉伯男子的關係，在當時的德國社會引起軒然大波：「那是一部美麗的電影，真正展現了當時德國社會有多保守。」
1980年代女性與女同志的雙重困境
Treut 開始拍電影的1980年代，同性戀在社會上備受輕視與敵視，幾乎沒有進入電影：「Fassbinder的電影裡只有一點點，但這不是主流社會會談論的主題，尤其是從女性視角出發。當時女性的電影非常少，直到1970年代末才開始有女性電影人。」
她形容，當時的德國電影業極度保守、父權：「電影院由男人擁有，發行公司由男人擁有，電影人全是男性。」她記得有一次去實驗室，那裡的工作人員全是男性，以為她是製片助理。「他們說：『好，把材料放下，謝謝，再見。』我說：『等等，我是這部電影的導演、製片和編劇。』他們說：『真的嗎？』」作為女性、女同志，要在那個年代完成作品，極其艱難，她說：「我們是少數，是例外，必須掙扎着走過來。」
她說，社會雖慢慢開放，但直到約五年前又開始有轉變：「現在我們又看到反撲。尤其在德國和其他歐洲自由民主國家，右翼勢力再次崛起。他們不喜歡少數群體的人權，反女權，認為女人應該回去生孩子、回到廚房、服從父權丈夫。發展正在倒退。」
跨性別題材先行者
Treut 以在性別議題尚未成為主流之前，便已率先探索而著稱。1991年，她拍了一位跨性別男性Max的肖像。「他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只是好奇，聽他講述自己的轉變。他當時剛性別轉換了兩年。」這部作品在辛丹斯電影節和柏林電影節放映，她由此開始探索跨性別議題。
後來的《忽男忽女》（Gendernauts）對觀眾極具教育意義：「我有些朋友看完後走過來說：『哇，我從來不知道成為一個跨性別人士需要經歷什麼。』他們感謝我給了他們這方面的故事。」 更令她感動的是，一些跨性別孩子的父母來感謝她。「他們說：『現在我終於明白我的孩子在經歷什麼。』對一個電影人來說，能收到這樣直接的回應，真的很美好。」她說，跨性別者面對的挑戰因人而異，有些與父母關係出現問題，有些可能失去工作。「這取決於他們身處的環境是否開明。」
喜歡紀錄真實的人
Treut 的電影經常融合紀錄與虛構元素。她解釋，其中一個原因是預算小，請不起昂貴的演員：「我喜歡跟真實的人合作，他們或多或少演自己。從真實生活中描繪人物。」她有時看虛構電影，會覺得角色不可信：「怎麼可能有人這樣生活？他們從哪裡賺錢？我不相信這個角色。所以我喜歡讓角色扎根於真實生活。」
她通常找認識的朋友來演。《處女機器》（Virgin Machine）中的Dominique，講述自己從垃圾桶救出一隻流浪貓的故事，就是真實的。「她就是一個非常迷人、精彩、又有點前衛的人，我被她的故事迷住了，所以讓她演自己。」片中還有一位Susie Sexpert，是三藩市著名的作家和記者，寫過多本關於性與情色的書，當時在一間性商店工作：「她基本上也是帶着她的性玩具收藏演自己。」
東西方的關係差異？
《曖昧》（Ghosted）融合了東西方對關係的看法。Treut 笑說，她的確用了些刻板的文化印象，因為有時刻板印象也與現實有關。她之前拍過一部關於17歲台灣女孩的電影，女孩來德國住在她家：「她媽媽每天從台灣打電話來，問：『吃飽了嗎？夠暖嗎？』媽媽非常保護，覺得女兒在德國會餓死、凍死。」
她觀察到，德國人在關係中可以很疏離，有表達愛的困難，重視獨立：「每個人都需要獨立。」 同時，她對台灣關於死亡、鬼魂、鬼月的儀式很着迷：「他們如何珍惜逝者，帶着各種供品。我也受到這影響，試着放進電影裡。」
她認為自己對東方人處理關係還有有很多不明白，但認為人皆有同樣需要：「想要被愛、被接納、在一段安全的關係中。只是有時我們表達感情的方式不同。」
愛情與歸屬
拍過多部探索情感的電影，究竟愛情現在對她意味着什麼？她說自己更務實了：「我已經過了荷爾蒙性吸引的階段。我更珍惜溫暖、友誼、良好的交流、親密的交流，以及互相扶持，而不是狂野的性關係。」
作為一位在世界各地工作的德國電影人，她說自己的作品能旅行到不同文化，是她最大的幸運：「我很高興我的電影，不是全部，但有些能到不同文化，而我可以跟着它們旅行。這可能是電影製作過程中最大的禮物。我能遇見不同的人，在不同文化中待上一段時間。」
那德國還是她的家嗎？「在某種程度上是。德國有非常糟糕的過去和艱難的歷史，但當然，我在那裡出生和長大。對德國有愛恨交織的關係。」她說，當你比較不同國家的生活方式，想到某些地方現在對同性戀者、酷兒有多艱難，就覺得在德國還算安全：「但現在很多國家，酷兒、尤其是跨性別者的處境越來越嚴重。」
什麽是Legacy?
Treut 說，年輕電影人現在處境艱難，因為出品太多。「每個人都能拍電影，有小型攝影機，甚至用手機就能拍，在家用筆記本電腦剪輯。這是好事也是壞事。好的是你可以用很少錢拍電影，壞的是出品太多，作品很難脫穎而出。」她建議年輕電影人找另一份工作養活自己，因為靠拍電影很難維生：「找新的發行方式，跟志同道合的人合作，享受過程，不要放棄。」
問她希望自己的「 legacy」（怎樣被記住）是什麼，她先開玩笑說：「Legacy 是死後的事，我還活着。」然後她認真說：「我想電影是進步的媒介。拍一些能真正挑戰觀眾看法、能讓世界變好一點點的電影。我不相信電影能引發革命，但我希望被記著為一位推動邊界、促進對人權、對跨性別人士、酷兒權利更多理解的人。」
「作為一位『母親』，他們全部我都喜歡。」用電影尋找真實的人，讓世界變好一點點。她笑說電影就像她的孩子，各有缺陷，但她都喜歡。
撰文、拍攝：林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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