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禮濤出版完新書《文化不是甚麼》，正忙着拍新片《復仇的人》。
此書原名《一個電影導演的文化思考與實踐》，2010年出版，是他讀文化研究博士期間撰寫的學術文章結集。和邱導偏向普羅大眾的電影創作理念不同，這些學術文章並不易讀，它們談福柯（Foucault）、劉以鬯、王朔、Noam Chomsky，同時思考自己作為電影人，在這個金錢世界裡，怎樣生存和創作下去。
書中談劉以鬯，寫「這個拋下尊嚴南下的知識份子」，為了生活，替報章寫不喜歡的通俗武俠小說，後來酗酒，還放棄了嚴肅文藝工作的理想而寫黃色小說，是一個「積極的精神分裂者」，怎麼都令人想起邱禮濤自己。
他拍商業大片，多年來同時創作關注弱勢的小成本作品。直認濫拍的他拼命賺錢，寫沒有幾人愛讀的學術性文章，本身也是個精神分裂者吧？
想太多， 精神分裂會變精神病！
《文化不是甚麼》寫到，劉以鬯一邊批評通俗小說/黃色小說，同時因為窮困被迫「下海」參與寫作黃色小說。邱禮濤（Herman）嚴厲批評資本主義，同時拍最多商業電影和爛片。書中談到的精神分裂症，他也患上吧？
「（精神分裂）是一個類比，不是真正醫學上的那種。我是《24個比利》的那一種，但不一定有24個。書裡面批評資本主義，但（同時）我也是這個社會制度的得益者啊，是有矛盾的！」
他說在電影這一行打滾多年，燈光師要求加薪他一定支持，「其實這方面沒幾個導演會支持，製片導演聽到都默不作聲。但另一方面，我和老闆吃飯，開一支紅酒都不少錢啊！」
因此，他同時像勞工階層般創作，但有時也活得像個資本家，Herman說：「我控制自己不要想太多，否則你不是精神分裂，而是真的會變了精神病！你怎能Justify（合理化）自己所做的事？又講一套做一套。」
他說：「是劉以鬯開解了我。」
他憶述，第一次讀《酒徒》只有廿多歲，「回憶起來，第一次讀《酒徒》是『難睇』的。難睇的意思，它不是一個很單純的故事，中間穿插很多（元素），後來人們稱為意識流。他令你開解了，你要長大了才慢慢思考， 你需要Make Sense of（弄懂）你自己在做甚麼。」
Herman直言，在浸大傳理系（電影）畢業的他，讀書時受到（藝術）薰陶，電影本來是較高層次的，「你心目中的電影，就不是（香港市場上）那些電影。但你在工業裡面拍的是相對低（俗）的，它們都是你大部份同學看不起的電影，於是你的同輩都不欣賞你做的事！很多時候，你會有這些思想上的糾纏啊。」
向華強聽《等候董建華發落》故事眼紅紅
這個過程，會一直掙扎和很痛苦？
「有的。入行時尤其會，常常會想不幹算了。但很多東西都是訓練出來的。」
你做商業電影，但你整個思維都不是商業電影人，一直會批判自己的行為嗎？會覺得做的事都沒有價值？
「會的，但不要想像得太嚴重，當然有痛苦的時刻，你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甚麼嘛。直到《酒徒》和劉以鬯的閱讀過程後，隨着歲月發酵。對我這個世代來說，本土作家像劉以鬯名氣這麼大的作家，其實不多，他的名字某程度已是神枱級了。後來港台拍他的紀錄片，黃國兆改編《酒徒》電影，王家衛有《花樣年華》，他一直再出現。」
即使權力大如史提芬史匹堡，在九十年代開拍《舒特拉的名單》也要先答應電影公司，替他們拍《侏羅紀公園》來交換。問Herman，是否一直在跟電影公司交換條件，抑或將自己分裂（成不同人格），才能同時創作商業和言志作品。
「用荷里活的邏輯思維，《舒特拉的名單》是有賣錢潛力的，他沒有我們那麼狹窄。即使史匹堡拍《紫色》、《太陽帝國》整體並不商業，而且節奏沉悶，而《舒特拉的名單》也是這個節奏的。其實很多東西是審美，我舉例：周星馳是不是一個很厲害的演員？I don’t think so，但是他適應那個時代的審美。（周星馳）這個現象，能夠讓他變成一個人物，令他變成不只是一個普通的演員，其實是文化研究造成的啊。」
Herman說，周星馳的電影當然俗，而俗在舊社會裡並不是藝術，「用舊的想法看，它不是文化一部份，Far from Art！但是經過時間，你會被它感染了。意識形態這四個字這麼深，連那些不學無術的人都會講。很多時候，你要適應那個時代的審美。」
九十年代至二千年初，Herman拍過不少冷門題材，例如《等候董建華發落》，故事描寫寶馬山雙屍案的少年犯，在1997年政權移交時，一直不確定刑期，要等董建華來決定。由於題材冷門，上映時只有18萬票房。訪問前，記者在串流平台看過這部電影，意外發現出品人竟然是拍最多商業片的向華強，他當時是中國星負責人。Herman：「 他這種人才多朋友在坐牢，他有更多共情。當日我跟他說，一個兒子未成年犯了殺人罪，卻一直沒有刑期，我講的時候只見他眼紅紅的，他有共情到。」
他透露，當日中國星的負責人（某位知名導演）反對開拍《董建華》，「他認為這套片會total loss，反對開拍，開會當日向生也在場。結果劇本寫好，要給所有決策層先看再決定，我猜他最終其實沒有看過（劇本），後來是韋家輝看的，我跟韋討論過後，電影才開綠燈。他從商業考慮上得出這個結論，也無可厚非。」
偽裝為僱主工作？
《文化不是甚麼》其中一章「拍電影作為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研究的策略」寫於2007年5月，清楚解釋邱導長時間在商業的香港電影世界裡的嘗試。他寫到，自己曾為邊緣和弱勢社群發聲，將其化作行動：「光是『發聲』，只是表現立場和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立場，但我相信最能申明立場的其實就是具體行動。如果必須說明意圖或目的，那就是一個企圖改變主流意識形態的參與和行動；過程中只有方向，沒有前設或預知的目的地。」
Herman在書中寫到，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而資本主義的社會機器就是要維護和偏袒資本家。他說社會運動有兩種，一是壁壘分明的硬抗爭，另一是意識形態的建構。文中憶述電影如《陰陽路之升棺發財》、《等候董建華發落》、《性工作者十日談》，都是他在商業電影世界中反省後，以電影作為文化研究理念的創作。
文中詳述他當年為電影《等候董建華發落》做前期資料搜集的過程，並引用學者J. Cameron & K.Gibson的理論：「有些人把參與式行動研究（Partipatory Action Research）描繪成一種原型的、現代主義的政治性計劃，而計劃是關於解放被邊緣化和被剝削的對象。」
從此可以理解，他將好些作品，視為一種以電影形式呈現的社會運動？
「部份是（社運）。另外那些，可能有些點點滴滴，但我也沒有希望它們成為社運電影。」
書中引用法國左派哲學家/史學家 de Certeau的「策略」與「戰術」，談怎樣改變社會。前者指工作者在上班時偽裝為僱主工作，實際上卻在為自己做事情。將它翻譯成通俗語言，就是左派導演在商業世界裡，為老闆拍商業片（賺錢），同時暗渡陳倉，在故事裡關注被壓迫的弱勢團體。
「度劇本的時候，你是甚麼（人），就很容易碰到這些素材。久而久之，人家就會批評你江郎才盡，說來說去都一樣的東西，因為你思考或你關注的，就是這些！它是不其然發生的。這也就是你剛談到，我把它們放進商業片裡面了。」所以你是使用了 de Certeau的「戰術」來創作？「係啦，就係咁。de Certeau叫它做Making do，Making do意思是『頂住先』。他的理論想法，我不是百分之百認同，但他引發了我思考。」
雖然你常批評資本主義，但過了這麼多年，你會認為它讓創作者有更大發揮的空間吧？
「是。它的社會環境、制度，容許了一些可能性。我們拍電影，只要能夠說服老闆，認為有錢賺你就可以做。至於說服裡面有沒有說謊，那要交給你自己（來判斷）。根據Foucault的說法，道德要面對的就是你自己。他說你要將自己視為一個藝術家，你的生命或生活，就是由你雕塑出來的。」Herman說在商業世界裡，你要思考的永遠是抽身而去，或在矛盾中找到理由繼續幹下去。
可選擇的話，我要做魯迅或村上春樹
「我既然選擇了濫拍，我就不能只拍一種電影。」Herman解釋過去十多年拍了不少類型片，有動作片商業片還有愛情片：「賺錢當然是其中一個目的。但說來肉麻，這幾十年來真的有班手足一直合作，大家真的要養家。有時我想停一停，稍為有空閒，又覺得為了大家，都應該快點開部戲。有一段時間市道不好，很多人叫我做窮人救星。」
問Herman，到了今天怎看商業電影這件事？
「商業是一個結果。一部戲你未面對群眾，你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有些電影一開始就想商業，但結果血本無歸。又例如《正義迴廊》，他們有沒有預期收4,000萬票房？我覺得他們開始也是想商業，希望吸引更多觀眾的，是結果超出了預期。」
那麼，談到你創作上與商業的碰撞，在香港的精神分裂，資本主義，今天是否和它們都和解了？
「沒有和解，也不需要和解。是看你怎樣互相運用，或者互相利用。我歸納《資本主義不是什麼》（許寶強，2002）書中的說法，就是即使你認為這個制度很有問題，不是說那些問題已不存在。而是另一方面，如果你有一種想法，你會用一些傳教士傳道的類比，去讓人知道。其實所謂商業，是幫助你將一些東西Popularize（流行化）。這要看你用那一種思考去討論它，例如《我們不是什麼》這部電影，最後它是虧本的，但在票房上，它即使商業上不算好成功，但已很貼近成功。也因為有了《我們不是什麼》（電影），才有《文化不是什麼》這本書。背後的原因？多多少少，就是商業，它給你更多機會。」
他說自己年輕時也想過拍出一套像《黃土地》一樣能流傳後世的作品，後來一直創作，反而會問自己，有這樣的機會，自己能否拍出一樣的效果？「技藝方面，你也沒有那麼厲害。有意圖去做，也未必能做到那個結果。反過來，很多人想拍受歡迎的電影，也不是想就做到，近年的馮小剛就失敗了。周星馳在《新喜劇之王》也失敗了。」
Herman是非商業影迷，愛看小眾的電影，但創作上他肯定選了大眾，「如果可以選擇，我想做魯迅或者村上春樹。如果我寫小說，不會想做高行健，《靈山》真的好啃。我的對象是老百姓，英文即是All Walks of Life，不一定是窮人，也有醫生、建築師，他們不必然那麼喜歡電影，或者理解電影，可能一年才看兩部電影，而且都是西片！」
你拍電影，多少有點為人民服務的意思吧？
「我舉魯迅為例子，已經是這個意思。」我以為你說魯迅是有為時代發聲？「多多少少也包括了這一點。魯迅的文字是平易近人的，有趣的、Easy Reading也User Friendly。他的文字是易讀，是給普羅大眾看的。不像高行健或《追憶逝水年華》是啃的，不是識字就能讀懂啊。」
後記：人生最寶貴是青春
據Herman憶述，新書《文化不是甚麼》的原版《一個電影導演的文化思考與實踐》當年推出，印了1,000或1,200本，賣了好幾年。但這次一出版，貨都出清，「這不代表賣光，但出版社已在考慮出第二版。這要多謝《我們不是什麼》令我人氣高了，市場上多了人關注。」
他說高行健的文字「太啃」，但這本書學術性高，也不易讀。Herman說，自己只是採用了另一種語言來說話。
今年65歲的他會繼續拍戲，採訪時新片《復仇的人》製作已接近尾聲，他也很可能會執導一部賀歲片。他承認人生到了這個階段，商業類型片已不是開戲的首要考慮，「有能力的話，想多給時間新人。因為我都做過新人，很多人不給我機會。如果你真的喜歡香港電影，或者香港電影工業，今天真的是青黃不接。」
我們談年輕人，他說也有些文青很不喜歡他的作品，Herman突然說：「如果你問我，人生最寶貴是甚麼。以前我可能答自由，現在我可以百分之一百告訴你，人生最寶貴就是青春。」
最懷念那一段歲月？「未到20歲至30多歲？」Herman答。期間有沒有做了一件甚麼寶貴的事？「不是一件事，是整體的。先不談一些行為犯不犯法，現在那麼多愛國人士，有沒有向美國領事館扔過雞蛋？我扔過。那種躁動，那種少不更事，不知天高地厚，長大後就失去了，回不了頭。」
文、攝：何兆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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