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 與香港人齊上齊落三十載【文化者•專訪】

「如果做正確的事的人們活於恐懼，也就代表魔鬼的那方勝利了。所以要站起來，做我們覺得對的事。捍衛我們的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還有堅守道德地做人的自由。」—— 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

香港書展上星期完結，「香港亂局」卻暫時未看到完結的徵兆。相信曾到訪書展的朋友除了會看到在香港各區被「撕一貼百」的連儂牆，也有機會會看到出版社高舉「Be Water」橫幅表明自己的立場。成立第三十一年，曾出版多本香港文化及時政評論書籍的本地出版社——次文化堂社長 #彭志銘 說：「我們從第一天起的定位就是以本土文化為主。七一那天我們也有上街，我們喊到聲嘶力竭，也只喊一句話：『要齊齊整整，齊上齊落。』」

作為文化界一員，他深明身處不同崗位，「各人有各人的修行」的道理：「這條路我們走了三十年有多，雖然我們並非以報紙或紀錄片形式經營，卻以不同的方式不知不覺間保留和紀錄了香港文化最蓬勃，盛開得最燦爛的時間。」彭sir以創立次文化堂的經歷，鼓勵同路人行動要be water，但立場和信念仍要一如既往地solid…

時政評論書「式微」？！時間性是死因

每年一度的書展被視為出版商的廝殺戰場。今年撞正逃犯條例修訂激發的社會風波，又有沒有影響次文化堂的生意？「其實每年書展都差不多啊，能夠賣出四、五百本已經算很好了。但今年發生這件事，當然也令書展人流極少… 今年至少少了20%，絕對不止貿發局所說的只少了60000人，連帶生意額也下跌了逾10%。可是這也沒辦法啊，喜歡看書的那群文化人，正正就是會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他們都在週末去遊行了。星期日那天正好發生元朗事件（721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星期一大家都人心惶惶不敢出門…」他直言還好有久未推出作品的本地漫畫家尊子的新作品集《老抽中國》和《生抽香港》 「頂住」，令出版社生意額還不至於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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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言全書展只有次文化堂「有種」發行多本時政評論的書籍，彭sir認為撇除政治立場，銷量是致命的原因：「時政評論的書籍會對出版社構成經濟壓力，主因是這些書的時效性很強。像上兩個星期『唔好搞我後面』還是潮語，現在好像已經過時了。這些書的壽命其實頗短的，所以沒有多少作者願意寫，當然就沒有其他出版社會出售談及政治的書籍。」香港文化界自我審查情況嚴重，彭sir十分勞氣：「『三中商』（三聯、中華、商務書店統稱）是問題的其中一個元兇。像我們的出品、古德明寫的《夢見習近平》，內容其實只是很普通的、全屬事實敘述的時政分析。但他們根本沒有認真審核內容，只因書名『敏感』就不讓我們放在他們那賣了。」有趣的是，香港書商自我噤聲之時，中國大陸的讀者卻依然大無畏地來港購買時政書籍：「每年書展都有中國大陸讀者來買書啊，通常他們來次文化社最主要是買兩種書籍：一是我們的廣東話和語言系列，他們都會一整套每本都買齊的；也會買一些有關時政的書籍，例如吳志森的時政評論系列。不過他們只是說會把書帶回去中國大陸，但沒有說會以怎樣的形式帶回去就是了。」

賣書賺錢是神話 香港出版業殘酷的這些年

提起次文化堂，總有人會想起2000年出版、笑論董建華執政年代的《老懵董》系列漫畫。「《老懵董》是最『好景』的時期嗎？」無知的我好奇。「其實我們的形象在千禧年前已經建立起來了，不是像大眾認知靠所謂最『紅』的《老懵董》而『發圍』。《老懵董》是2000年的時候，很趕急地出版的。只是這本銷量真的不錯，當時售出了約四萬本。」

彭sir回想起本地出版業的那些年：「如果是說全香港書業最順風順水的話，是八十年代初至回歸前。或者準確一點來說，當時整個社會的流行文化，包括唱片、電影、電視、雜誌和出版等，都是那段時間發展得最蓬勃的。」

他說千禧年後的兩三年，其實次文化堂的生意是還可以的，但自2005年後就每況愈下，至近年更是十分難熬。他一口氣數了N個本地文化出版業難做的原因：「文化行業本身已經難做，出版更難做。2000年後閱讀習慣轉變，新世代不喜歡閱讀。其實原因有很多，學校的壓迫、教育制度的不堪當然是其一，令他們只顧功課和追趕分數，不願接觸『雜書』和課外知識及文化，這現象其實很危險；網絡文化普及當然也是一大因素，速食文化盛行令年輕一輩習慣了『標題黨』或短篇文章的洗禮，這是全球性的趨勢；就算會閱讀的人，他們都傾向電子傳媒和電子書等媒介，不多接觸實體書；經濟差，大家買書都要『諗過度過』，又要考慮家裏有沒有位置安放；而香港人生活又很辛苦，哪有心情細嚼需要時間深化、消化的文史哲題材內容？反而你會留意到消閒性的書如旅遊、煮食甚至運程書等都依然受港人歡迎；最後不得不提『三中商』，他們霸佔市場佔有率，書店和出版社在這場仗裏面打得非常吃力。小店沒有空間生存，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也逐步收窄。大眾缺乏知識的流入，又怎會有動力買書呢？」看似雜亂無章，其實環環相扣。這些原因的加乘效果，正是令本地文化出版業萎縮、出版商經營變得困難的原因。

拒被挫敗包抄 不停轉出新方向

七八十年代，成立次文化堂前，彭sir其實曾在電影圈打滾過一段時間：「當時做電影做得有點累，因為電影所呈現的意念是動感的，但也有很多意念是要以靜態才能展示。例如相片、圖片、文字的表述，留給觀眾一點思考的空間。」所以彭sir決定從電影副導演及編劇等身分跳出來，轉戰文化圈而創立次文化社。那年是1988年的年尾，《次文化雙週刊》也同時面世：「第一期封面找來了當時坊間公認很醜的余慕蓮，我們特別安排攝影的角度和化妝服裝等等都做得很夢幻很美。當時其實想了很多類似這種的創意，然而照片所呈現的美學跟電影的表達手法不一樣。這就是做出版主要的原因。」在那年代輕觸性別議題，其實這類型的雜誌不就是現在各路文青們會追捧的讀物嗎？可惜當年因人力物力需求極高唯有轉以月刊形式繼續經營，維持了十多期，大約1990年左右就因為虧本太厲害而無以為繼。

沒有被這些不足掛齒的失敗經驗絆倒，出版各種有關本地文化的書籍為次文化堂後來主要的任務。「其實我們從第一天的定位就是以本土文化為主。我們也給自己訂立了兩個最主要的目標：第一，是把學校不會教人的東西寫出來。例如我寫過一本關於廣東話髒話的書籍《小狗懶擦鞋》，其實這些都是我們日常生活會用的，但你可曾見過學校老師會教你？第二，是把大家覺得高雅、難以接觸的東西，以比較通俗的方法表達。反之亦然。」從吳昊的《香港掌故》系列，到史文鴻及余慕雲的本地電影文化研究系列，再到研究本地漫畫和刊登本地主要漫畫家專訪的《漫畫讀物》，都是次文化堂會觸碰的範疇：「當時基本上只有我們是在深入的研究本地文化，而又會出版這些書刊。」

廣東話的樂趣 「粵罵」愈爽

彭sir自己也有寫書，並以廣東話和繁體字研究為主，堅持了十多年始終如一。今年他的作品《粵罵詈言》就把很多以罵人為用途的粵語詞彙放在裏面，附以該詞背後的歷史和緣由，他笑言：「例如常在議會內聽到議員互相指罵，你送我一句『走狗』，我回贈你一句『奴才』。為甚麼要那麼動氣呢？就是因為他們都沒文化啊。以『奴才』為例，清朝時候當官的，是血統上有關係、為政權親屬的才能叫『奴才』，普通的漢人官員只能只能稱為『臣』。所以被稱為『奴才』代表你是『自己友』，應該高興才對啊！」彭sir表示兩年前已經想寫這本書，但去年書展前知道教育局曾發表言論，指廣東話只是漢語其中一種方言，令他覺得要「做啲嘢」，所以聯合四十多位作者寫了《香港粵語撐到底》。彭sir作為主編便把時間全花在該書身上，令這本書延遲面世。

寫廣東話文化寫了十多年，不膩嗎？「語言除了讀音，還包含傳統文化。廣東話其實是最完整地保留了傳統中國文化的語系。以前中國戰亂，人們逃到南方，保存了中原最多的語言、詞彙和用字。最明顯的例子，是唐詩宋詞一定要用廣東話來唸，才會押韻和貼合語境，如果用普通話唸會格格不入。既然我們一出生所接觸的第一語言就是廣東話，自然就有責任要保留。所以做那麼多年還要繼續，原因很簡單，就是為了堅守正體字和推廣廣東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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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帶着憤怒上街，但一定要安全回家。」

作為香港人，彭sir堅守廣東話文化，當然也很關心隨逃犯條例修訂所引發的社會風波。對於愈發激烈的警民衝突，他顯得很憂心：「示威者裝備十分簡陋，但警察不但裝備齊全，更有行使武權的權力。」他呼籲警察要冷靜，不要以名為驅散、實為拘捕的行動對付示威者。也希望特首林鄭月娥停止與民為敵，從速回應民間訴求。

彭sir在七一那天參與遊行之餘，也在民間電台街站「嗌咪」，希望同路人「齊上齊落」，保護好自己和身邊人：「有甚麼事，大家一起商討。小朋友相信大人的話就跟他們分享自己的想法，大人也千萬不要讓小朋友落單而胡思亂想，希望大家互相幫忙。可以帶着憤怒上街，但一定要安全回家。」問彭sir最想對年輕人説的一句話是甚麼，他指着懸掛在檔位上的橫幅：「Be Water，就這麼簡單。」他也對香港人有以下的寄語：「如果做正確的事的人們活於恐懼，也就代表魔鬼的那方勝利了。所以要站起來，做我們覺得對的事。捍衛我們的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還有堅守道德地做人的自由。」

撰文、攝影：熊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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