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換星移，當你回頭，起點的景象怕是已經消失。香港就是連老樹人心都可被嫌棄的地方，何況是字體這種小眾的視覺文化。縱然字體如斯不起眼，卻有人把它當成綾羅綢緞，欣賞它們各有不同的美感和文化內涵，傾盡心血去記錄和承傳它的美好。有人逆流發起保育字體革命，盡力留下它們昔日輝煌的確據；有人以變新為字體文化續命；有人化身造字匠，設計出具時代感的字體語言...
2020年初西貢清水灣公路的「湾」字事件惹來熱議，然後任誰都正字刑警上身，一舉驅逐他們口中的簡體字。「那湾字並非正式簡體字，是舊香港所用的異體字。」還是監獄體保育者邱益彰看得通透。惟他嘆息香港是個遺忘都市，明明這曾是香港文化的一部分，但仿如曼德拉效應發作，統統失憶。舊時香港本來就繁、異體字混用，那是香港獨有特色；現在卻群起口誅筆伐異體字，說欠缺香港味，幾諷刺。
新舊更替，周而復始。當舊物黯然退場，你確定你記得它真的存在過？眼見未為真，但邱益彰堅信自己的眼晴，一步一步將這即將褪色的文化收錄，留住和延續時代的產物。
1997年出生的邱益彰，年幼時尤愛觀看路牌，最讓他刻骨銘心的是「喇叭口」字型再略帶粗糙風格的路牌字。住元朗的他當舊路牌為師習字，漸漸學會書寫「元朗」二字。但學校老師卻不斷糾正他「朗」字的寫法，後來他方知自己寫的原來是路牌異體字 ——「監獄體」。對與錯之間的困擾驅使他展開探尋，由路牌引領，尋找監獄體的足跡。
「監獄體」路牌自1970年代開始使用，由當時的在囚人士親手製造，人手鎅字所以各有稜角；寫法傳統，是以往香港人習慣寫的異體字。不過，「監獄體」路牌於20年前停產，逐漸被新款路牌取締，現時全港僅剩約600塊。
監獄體的整體觀感較為尖銳，筆劃開端均採用「喇叭口」，而且比一般有「喇叭口」的黑體大。所謂喇叭口」其實是來自鉛字印刷的黑體鉛字字粒，受限於當時技術，印刷出來的筆劃會收縮，因此製作鉛字粒時刻意在筆劃開端放大，形成喇叭狀。
保留存在的確據
邱益彰希望保留監獄體文化的存在確據，而並非找對錯。「我並不是正字紅衛兵，我認為寫新寫法沒有問題，但不要排斥舊寫法，中文漢字其實千變萬化，有很多不同的寫法。監獄體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從觀察路牌都可以了解到香港文化演變的過程。」他如是道。
他憶起10年前曾經有區議員投訴元朗監獄體路牌的「朗」字是錯字，然後路政署就馬上在該處釘上新路牌，邱益彰質疑：「其實那路牌已經有20至30年歷史﹐是一個時代的象徵，為何到2010年時你要將它推倒呢？」同樣的情況也在機場和沙田馬場出現，原有的「塲」字都被更改，這一切都歸因於大眾不去了解香港字體文化與遺忘。
於是他在2016年開始「監獄體再現」保育計劃，走訪全港找出監獄體，再用攝影記錄，又在 YouTube 搜尋有關舊香港街道的影片作核對。他豪言現已拍下香港現存約 600 組監獄體：「而這兩年發覺越黎越多路牌被更換，有時候可以沒有原因，也不知道甚麼時候會換，惟有將他們拍下來，始終它是一種很具香港特色的字體和寫法，我認為要讓人知道它的存在。」
邱益彰更將三年的研究結集成書，於去年推出《香港道路探索──路牌標誌×交通設計》，專述道路字型和分享路牌字體演變，當中有一系列對監獄體的研究，為大眾提供一個實體的參考。他笑言：「我看過一套電視劇1970年代的啟德機場，佈景的字體都是標楷體和新細明體，其實不太合理的，當然你不能說他們馬虎，因為不知者不罪，那些才是真正屬於該年代的字體，坊間確實欠缺資料記載。」
提到文字保育，邱益彰最怕曲高和寡。怎料新書初版迅速售罄，近期更推出再版，他對此感到意外：「原來我的讀者群男女老少都有，吸引到不少文青，更重要是中老年的讀者也異口同聲地叫好。」
造字要忠實盡力保留時代的輪廓
除了以攝影及文字記錄監獄體，邱益彰亦將其製成電腦化字型予大眾使用，盡力為監獄體保鮮。2016年起，他用電腦繪製收集回來的監獄體。由於當時技術不精，所以起初只能用基本線條將字型勾畫出來，慢慢建立監獄體的字庫。
惟現存監獄體只有大約600字，大部分是街道名和地名，距離中文7,000個常用字尚有一段距離，所以他決定化身開荒牛，透過調換部首，重組新字。雖然是創新，但也要夠忠實，他直言：「原有的字我們不會改，而新字會用原有的元素去砌，不然與一般字體無異。」
可是監獄體卻變成四不像，2018年的版本特別讓他懊惱。他說：「2018年我造的字太美太端正，越來越偏離監獄體的風格，所以我要回到最原先的起點去想，為甚麼會有這套字體呢？」邱益彰再重溫當年做監獄體的工序，然後親身上陣體驗，才確實地明白監獄體的美學。他重新調整空間感和捨棄過分具現代感的新字。
邱益彰說現階段已完成3,000多字，雖然造字工程相當吃力，但他收到不同支持者正面的迴響。他覺得自己一直以來的工作並非徒勞，決意繼續為監獄體把關，甚至與路政署進行洽談：「這種文化到底對大家而言是否貼身就見仁見智，不過你不去守護的話就會馬上消失。」
撰文、攝影：陳昶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