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道歉係咪咁重要？係，真係好重要。至少繼《翠絲》三年後帶來第二部長片《濁水漂流》的導演李駿碩（Jun）是這樣想的，而抱持相同想法的觀眾也報以行動支持，讓電影票房在上映三週內破500萬。
選擇從街友群體入手建構故事，電影內幾乎每句粗口橫飛的對白都能成為社交媒體的status。有人說Jun行得好前，在今日唔知聽日事的電影工業裏，仍願意透過「議題電影」為相信的價值「直斥其非」。作品彷彿被視為反抗的象徵，身為創作者的Jun卻謙稱沒那麼偉大，更不會期望電影能推動觀眾去做些甚麼：「其實我完全不是以這樣的出發點去想這件事。」他說，故事要呈現或表達的，其實很純粹：「主角一行人遇上一件要追討的事，過程裏慢慢有人放棄、屈服，甚至選擇離開，然後迫不得已地需要面對一個追求不到的狀態。」
無力感、灰心、妥協…… 有沒有很熟悉的感覺？「作為一個人，這是很基本的狀態；無論你是否『有瓦遮頭』、街友甚至性小眾，你都能理解到的、一個關於人性的狀態。」
怒火衍生的故事
「這本就是一件令我很憤怒的事。」2012年2月15日，情人節的餘溫沒有遍及城市每寸角落———— 包括深水埗通州街天橋底下40多名街友。因為他們的被鋪、保暖衣物甚至金錢和身分證等個人物資，在沒被事先通知或查詢的情況下，全被政府當成垃圾丟掉。當時作為中大學生記者的Jun大感震驚，遂為此事寫了篇報導：「2012年左右，當時街友們都還是席地而睡的。在深水埗玉石市場的牌匾底下，很簡單一個床位，個人物品、家當就放在旁邊。而不同街友群體雖有各自的生活，但被外人來訪也很隨性、對外界的攀談也很歡迎……」
即使發生過該次清場事件，他觀察到街友們對世界其實無甚敵意：「但往後幾年，繼續發生不停的驅趕和清場，始終逼使他們在生活上作出改變——起木屋。雖沒那麼容易被趕，但同時對世界築起了圍板，孤立自己，或許連街友也互相不知道對方在屋裏發生的事。」越發濃烈的惡意，讓街友在物理和心理上同樣被逼成為封閉的群體。彷彿感到切膚之痛，在2017年左右重返通州街天橋底的Jun看着一間間木屋，勾起想要想寫劇本的衝動：「決定下筆的時候，正值政府慢慢清場的時期；寫完的時候，場地就完全被清空了，我看到了一個通州街橋底完整的變遷過程。」Jun淡然道。曾是深水埗街友代名詞的通州街橋底，在2019年左右被清空。與各區多個被視為街友落腳點的天橋底空間遭遇同樣命運，現已成社區裏一個個被鐵絲網重重包圍、空置而孤立的空間。
「有些情緒是與拍攝當下共通」
故地發生巨變，同年發生的社會運動亦為整個香港投下一顆震撼彈。劇組卻選擇在十月底、風頭火勢之時正式開機：「8月時感覺上還很激烈，9月好像靜了點；10月的時候有種『現在不拍就沒機會了』的覺悟，所以就開機了。誰知11月才是最激烈的月份…..」淹沒在催淚城市中，Jun坦言當時狀態「好艱難」，曾掙扎過是否繼續；至11月中期，終在深水埗區內一處經挑選過的天橋底空間搭好了木屋群景：「『返唔到轉頭』了嘛，唯有硬着頭皮拍完。11月中旬有幾天是開不了機的，還好能趕及11月底前拍完，避過了後來的疫情。」Jun坦言「有些情緒是與拍攝當下共通」，讓我好奇搭配着如此鮮明貼地的故事主題和拍攝地點，過程中會否有像拍紀錄片的感覺。他斬釘截鐵說沒有：「這始終是一部劇情片啊。因為我在拍一個與我當下身處不同時空的故事。只是鏡頭運用、各項美術和美學上的處理手法跟紀錄片相似，均以一個最近似真實的狀況為依歸。」以2012年清場事件為起點，輔以幾年來對街友群體的觀察，Jun下筆寫成一群街友為自己走上一整年維權路的故事。
「這是一齣以劇情推進的電影，只是非誇張於現實、高潮迭起的那種劇情。戲內各種關係的轉變，就是由各種生活上的小事，環環相扣而成。」Jun憶述2019年清場後，街友被迫四散到不同地方，各自重組全新的居住環境：「例如隔壁通州街公園裏面，或者走遠點、李鄭屋邨球場的看台上面…… 但已經不再是同樣的生活節奏，人際關係也改變。」何處為家，何者為鄰？街友在流動的狀態裏過活，與無常並存，離合散聚即日常。戲內有人上樓，有人留守街頭；面對同屋的離世，有人哭崩，有人卻只視空出了的床位為歡迎新住客的見面禮…… 互相依靠、廝磨、傷害，戲內街友群體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共同產生看似微小的決定，都赤裸地展現人能有多善良、邪惡、偏執、脆弱：「概括一點來說，這齣電影就是希望呈現不同的人性特質。」
「我哋老同係咪好X恰啲？」
「我覺得一句道歉很重要啊。」就無理清場事件，戲內的街友們在社工何姑娘帶領下，透過社區組織跟政府對簿公堂。對方開出的條件是賠償2000大元，但不會向街友道歉；假若堅持要對方道歉而不肯庭外和解，很大機會影響裁判結果，最後可能兩者均到不了街友手中，得不償失。接受就皆大歡喜、不接受就一個累街坊。戲內的大眼輝周旋於自己的倔強和同伴的壓力，是群體內唯一堅持不接受對方條件的人；雙方自然產生磨擦，然而在司法制度的高牆下，其實大家都是苦主：「輝哥其實講得好明白了，他的立場不是說不要錢而只要道歉。他是問，甚麼是賠償但不道歉、這些錢又代表甚麼意義？」Jun有很多疑問，他不解如果對方不覺得自己有錯，那為何要賠償？如果道歉這個動作，會令政府往後執行清場工作產生難度，是否連賠償這個貌似承認自己做錯的動作也不應該提出？何以要在語言藝術上周旋？接連拋出疑問，Jun吸口氣續道：「（賠償的用意）明明就是承認做錯了，而你卻總不肯說出口。所以那一句道歉就變得更重要了，這是我的立場。」
「一句道歉是否真的很重要？」這道在戲內常出現的問題，本來就十分重要，因為其同時隱含着人與人之間價值觀上的差異，也正是Jun希望探討的人性面向。在前作《翠絲》談跨性別群體、新作《濁水漂流》談街友，兩者均總是被標籤為主流以外的「邊緣」群體。題材與觀眾之間，總存在着曖昧的距離：「拍這兩套電影的時候，我常常思考，甚麼是『我』或者『我們』和『他們』；我會從觀眾的角度去想，基於甚麼原因而讓他們能代入電影裏的角色。」電影裏上一幕仆心仆命為街友付出，下一幕就回到豪華自宅、擁中產背景的社工何姑娘；諷刺地道出資本主義下貌似受益者（同時也是受害者）如我們，不論多想努力提供支援，總無法真正理解社經地位較自己低的持分者的需求。始終不能否認，「我」/「我們」與「他們」，總有着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我們該如何跨越隔閡？就算無法跨越，我們又能如何誠實地面對這個距離？」他給出很基本而老生常談的答案——同理心：「到電影（《濁》）的結尾，我就想，其實憤怒就是一種可以共情共理的進路…… 不需要任何原因，我只要知道他對這件事（街友被無故清場）同樣表達憤怒的反應，其實我已經可以跟他一起走在這條故事線上。」
「所有事情對就是對、錯就是錯，黑白分明？」我問。不愛凡事「畫出腸」的Jun點頭、輕聲回應。
這也是他何以冒着被觀眾批評敘事有欠完整的風險，仍要抽走/選擇性交代角色背景的原因——觀眾是否會因為對人的道德判斷先入為主，而放棄相信眼前看到的不公義，Jun希望透過電影尋找到答案：「舉個例子，觀眾也許很容易會認為『老同』（吸毒者）就是『自己攞嚟』，而拉遠能同理街友的距離和可能性。」他強調並非每區街友皆為吸毒者。然而這個從主觀角度出發的故事，正是發想自深水埗通州街橋底—— 一個在Jun眼中、明確地有很多街友吸毒的地方。假如拿走吸毒元素，就是對真實的不尊重：「不會為了令角色討好點，去講一個輕視街友群體真實性、而令觀眾同情的故事。反正我的信念就是，一個人從哪來、有着怎樣的身份背景甚至染上毒癮之類的惡習也好，也有捍衛自己尊嚴的權利。」這是Jun當下對公平、平等、正義、人權等概念的認知。
直視傷口
「然而，我並非希望『你看完戲之後去關心一下身邊的人』或者『去解決那個議題』，這叫慈善。在一個更大的制度底下，例如土地問題或更多類似這種如斯困難的矛盾，是無法以善意解決的。我們沒人能解決到。」Jun多次強調無意把作品形塑成說教式的「議題電影」，連飾演輝哥的吳震宇也曾直言「拍戲唔係要你同情一啲嘢」。電影裏的街友被各界來訪兼消費一番，虛無的同情心最後還是沒有為該場官司或街友的生活產生任何改變；已上樓的街友減少回到街頭、吸毒的繼續顛沛流離、逝去的則不復返，繼續各自過活如常。電影最後以分鐘計長燒的一把火卻告訴觀眾，我們實質上正步向毀滅：「有時，我們不得不面對很多絕望的狀態。」Jun很坦白，這就是一齣逼觀眾卸下偽裝，直視現實的電影。
在戲中多年前送走妻兒、因自己犯事而無法共赴挪威的越南難民「老爺」，與兒子在網上相認後選擇結束生命。是否淪落街頭的「老爺」無法面對活得比自己好的兒子？Jun不同意：「他就是很期待一件事情（與家人相聚），這件事是他在世時唯一願望；然後終於等到了，他也就達成了自己的心願……」Jun不希望說得太明白：「但對我來說，（『老爺』自盡）不是一件逃避現實的事。」誠實直面曾經是自己人生的遺憾和傷疤，「老爺」大概比更多人還要對自己人生負責任、勇敢。
「所以我覺得電影不是作為我們苦澀人生的一個慰藉，因為銀幕是一面鏡子。也就是，觀眾能在故事裏面反照到自己的甚麼面向。」電影明確地告訴我們，時代和世界就是崩壞得讓人如此絕望；集體直面絕望，未必保證能打開希望的缺口。至少在必然通向毀滅的過程裏，我們還有彼此：「代入了那種情緒，是憤怒又好、旁觀他人痛苦而感受到痛苦也好，那其實是電影裏面給你，也是生活上真實賦予你的情緒。這齣電影就是一個記住了當下、集體情緒的一個紀錄。」
在朝不保夕、事實也能被任意竄改的時代，所幸電影仍能作為證明某些人、某些情緒真實存在過的記錄。即使肉身最後要步進遭焚燒殆盡的命運，信念仍能隨作品永久封存。
撰文：熊天賜
攝影：陳昶達、熊天賜
剪接：陳昶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