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說不介懷,不辯解的人,最終還是會辦解的。
近日有一位本地女歌手,足足花了2286字來辯解她的「初心」,訴說她的信仰。
「辯解」是真的好嗎?
把事情說開了,原本朦朧的輪廓攤在強光下,再無餘地,那是真的好嗎?
想起文壇上也有宗辯解的案例,周作人由五四文人鬥士,由寫小品文、談茶論酒、在書齋裡恬淡閒適的讀書人,在日本偽政權汪精衛國民政府的管治期間突然改變「信仰」,做了日本人的華北教育督辦,當上偽政權大官,做了大漢奸,周作人沒有辯解。
還有他跟魯迅兄弟失和,周作人初時也沒有辯解。
因為對他來說,辯解似乎毫無好處,1940年,他寫了篇《辯解》,探討辯解為何物,他從古今中外的所謂辯解名篇看出,辯解都是失敗的多,成功的少;無論辯解的人說得自己如何仁義,別人如何對待你,事情說開了,大家只知道,辯解的這個人是敗了,經已無可挽救。
不過今天我們知道,他晚年在香港報章寫的文字,還是辯解了些許,文章都收在《知堂回想錄》當中,1960年,他寫了《不辯解說》,說看出了魯迅的《傷逝》是在影射兄弟關係;在《從不說話到說話》中,周作人解釋當官「墮落」,箇中一二,其實你們不明白:
「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以後,華北淪陷於日寇,在那地方的人民處俘虜的地位,既然非在北京苦住不可,只好隱忍的勉強過活,頭兩年如上兩章所說的總算借了翻譯與教書混過去了。但到了廿八年元旦來了刺客(該是反對他親日的學生),雖然沒有被損害着,警察局卻派了三名偵緝隊來住在家裹,外出也總跟着一個人,所以連出門的自由也剝奪了,不能再去上課。這時湯爾和在臨時政府當教育部長,便送來一個北京大學圖書館長的聘書,後來改為文學院院長,這是我在偽組織任職的起頭。我還是終日住在家裹,領着乾薪,圖書館的事由北大秘書長代我辦理,後來文學院則由學院秘書代理,我只是一星期偶然去看一下罷了。」

任何辯解的方式,不外乎舉出自己動機純正,經歷了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困難,但俗世間的毀譽,有時不會太諒解你的動機,而只會著重效果、表現,看你實際幹了些甚麼,季羨林在《真話能走多遠》中稱自己在如何評價周作人此一性格複雜、經歷十分跌宕起伏的人上,是位「動機與效果統一論者」,不過他還是覺得「效果起決定性作用」,殘酷的世間不會忘記你的所作所為。
很多人惋惜周作人,接受不了他的轉變,忘不了以前他的初心,甚至覺得替日本偽政權做事時的他是「虛假的周作人」,從前的他才是真實的,文章《另一個周作人》就是嘗試替周作人辯解這一點,不過依季羨林的觀點,五四時期叱咤風雲的周作人,與日本侵華後的周,也是兩個真實的他,而事實上大家也沒有遺忘到任何一位,只是難以評價而已。
一個人由貼地到離地,入世到遁世,改變至少表現出來讓人覺得如此的信仰,是有個過程的。在《另一個周作人》文章作者看來,周作人是在經歷過種種創傷之後,在1928年11月寫下《閉戶讀書論》,他才正式向昔日自己堅守的信仰告別。
《閉戶讀書論》載著消極的周作人,教人在亂世,不如閉門讀書:
我看,苟全性命於亂世是第一要緊,所以最好是從頭就不煩悶。不過這如不是聖賢,只有做官的纔能够,如上文所述,所以平常下級人民是不能仿效的。其次是有了煩悶去用方法消遣。抽大烟,討姨太太,賭錢,住溫泉場等,都是一種消遣法,但是有些很要用錢,有些很要用力,寒士沒有力量去做。我想了一天纔算想到了一個方法,這就是「閉戶讀書」。
——《閉戶讀書論》
在此之前,周作人經歷了五四;1926年,周經歷了國民政府武力鎮壓示威學生的「三一八慘案」,時為女師大教授的他無比悲憤,走出書齋屢發議論,憤筆控訴;時局如秋霜嚴厲,1927年李大釗慘死,國民政府再全面收緊言論,除了周作人自己的書被查封外,周發表文章的平台如《京報》和他有份創立的《語絲》陸續被禁,翌年,周作人便寫下《閉戶讀書論》。
周作人晚年有為過他的消極辯解,楊牧編的《周作人文選》,有收周後來評說《讀書論》的《燈下讀書論》,文中提到寂寞,「這樣說來,我的讀書論也還並不真是如詩的表面上所顯示的那麽消極。可是無論如何,寂寞總是難免的,唯有能耐寂寞者乃能率由此道耳。」

亂世中讀好書,或者做好音樂,寂寞卻難耐,這些太人性的解釋,也不是新鮮事。
那麼今天我們便明瞭,一個受傷、寂寞而消極的周作人,做了決定,毀譽還得要默默承受,有時身在局中,連他自己寫再多的字,也不完全察覺到劇變。幸運的是,雖然周作人做的事大,不過愛他的人也多,他的作品自己能說話,到了今天,我們還是接受了一個「周作人」。
話說回來,「辯解」是真的好嗎?周作人就沒多辯解,辯解於憶記無用處,辯解也許令唯一的想像空間幻滅,把你好的部分也消滅。也許辯解愈深,結便愈難解,世人本來就有自己的好惡與代入,「誤解」、「誤讀」對作者來說,本來就是一種模糊的安全距離,大家期許你如此,你當如此,而你卻如此,如今揭穿了「作者已死」、「本命燃燒」,痴心錯付的責任到底在誰,筆者真的傻傻分不清。
撰文:佟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