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說不介懷，不辯解的人，最終還是會辦解的。
近日有一位本地女歌手，足足花了2286字來辯解她的「初心」，訴說她的信仰。
「辯解」是真的好嗎？
把事情說開了，原本朦朧的輪廓攤在強光下，再無餘地，那是真的好嗎？
想起文壇上也有宗辯解的案例，周作人由五四文人鬥士，由寫小品文、談茶論酒、在書齋裡恬淡閒適的讀書人，在日本偽政權汪精衛國民政府的管治期間突然改變「信仰」，做了日本人的華北教育督辦，當上偽政權大官，做了大漢奸，周作人沒有辯解。
還有他跟魯迅兄弟失和，周作人初時也沒有辯解。
因為對他來說，辯解似乎毫無好處，1940年，他寫了篇《辯解》，探討辯解為何物，他從古今中外的所謂辯解名篇看出，辯解都是失敗的多，成功的少；無論辯解的人說得自己如何仁義，別人如何對待你，事情說開了，大家只知道，辯解的這個人是敗了，經已無可挽救。
不過今天我們知道，他晚年在香港報章寫的文字，還是辯解了些許，文章都收在《知堂回想錄》當中，1960年，他寫了《不辯解說》，說看出了魯迅的《傷逝》是在影射兄弟關係；在《從不說話到說話》中，周作人解釋當官「墮落」，箇中一二，其實你們不明白：
「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以後，華北淪陷於日寇，在那地方的人民處俘虜的地位，既然非在北京苦住不可，只好隱忍的勉強過活，頭兩年如上兩章所說的總算借了翻譯與教書混過去了。但到了廿八年元旦來了刺客（該是反對他親日的學生），雖然沒有被損害着，警察局卻派了三名偵緝隊來住在家裹，外出也總跟着一個人，所以連出門的自由也剝奪了，不能再去上課。這時湯爾和在臨時政府當教育部長，便送來一個北京大學圖書館長的聘書，後來改為文學院院長，這是我在偽組織任職的起頭。我還是終日住在家裹，領着乾薪，圖書館的事由北大秘書長代我辦理，後來文學院則由學院秘書代理，我只是一星期偶然去看一下罷了。」
任何辯解的方式，不外乎舉出自己動機純正，經歷了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困難，但俗世間的毀譽，有時不會太諒解你的動機，而只會著重效果、表現，看你實際幹了些甚麼，季羨林在《真話能走多遠》中稱自己在如何評價周作人此一性格複雜、經歷十分跌宕起伏的人上，是位「動機與效果統一論者」，不過他還是覺得「效果起決定性作用」，殘酷的世間不會忘記你的所作所為。
很多人惋惜周作人，接受不了他的轉變，忘不了以前他的初心，甚至覺得替日本偽政權做事時的他是「虛假的周作人」，從前的他才是真實的，文章《另一個周作人》就是嘗試替周作人辯解這一點，不過依季羨林的觀點，五四時期叱咤風雲的周作人，與日本侵華後的周，也是兩個真實的他，而事實上大家也沒有遺忘到任何一位，只是難以評價而已。
一個人由貼地到離地，入世到遁世，改變至少表現出來讓人覺得如此的信仰，是有個過程的。在《另一個周作人》文章作者看來，周作人是在經歷過種種創傷之後，在1928年11月寫下《閉戶讀書論》，他才正式向昔日自己堅守的信仰告別。
《閉戶讀書論》載著消極的周作人，教人在亂世，不如閉門讀書：
我看，苟全性命於亂世是第一要緊，所以最好是從頭就不煩悶。不過這如不是聖賢，只有做官的纔能够，如上文所述，所以平常下級人民是不能仿效的。其次是有了煩悶去用方法消遣。抽大烟，討姨太太，賭錢，住溫泉場等，都是一種消遣法，但是有些很要用錢，有些很要用力，寒士沒有力量去做。我想了一天纔算想到了一個方法，這就是「閉戶讀書」。
——《閉戶讀書論》
在此之前，周作人經歷了五四；1926年，周經歷了國民政府武力鎮壓示威學生的「三一八慘案」，時為女師大教授的他無比悲憤，走出書齋屢發議論，憤筆控訴；時局如秋霜嚴厲，1927年李大釗慘死，國民政府再全面收緊言論，除了周作人自己的書被查封外，周發表文章的平台如《京報》和他有份創立的《語絲》陸續被禁，翌年，周作人便寫下《閉戶讀書論》。
周作人晚年有為過他的消極辯解，楊牧編的《周作人文選》，有收周後來評說《讀書論》的《燈下讀書論》，文中提到寂寞，「這樣說來，我的讀書論也還並不真是如詩的表面上所顯示的那麽消極。可是無論如何，寂寞總是難免的，唯有能耐寂寞者乃能率由此道耳。」
亂世中讀好書，或者做好音樂，寂寞卻難耐，這些太人性的解釋，也不是新鮮事。
那麼今天我們便明瞭，一個受傷、寂寞而消極的周作人，做了決定，毀譽還得要默默承受，有時身在局中，連他自己寫再多的字，也不完全察覺到劇變。幸運的是，雖然周作人做的事大，不過愛他的人也多，他的作品自己能說話，到了今天，我們還是接受了一個「周作人」。
話說回來，「辯解」是真的好嗎？周作人就沒多辯解，辯解於憶記無用處，辯解也許令唯一的想像空間幻滅，把你好的部分也消滅。也許辯解愈深，結便愈難解，世人本來就有自己的好惡與代入，「誤解」、「誤讀」對作者來說，本來就是一種模糊的安全距離，大家期許你如此，你當如此，而你卻如此，如今揭穿了「作者已死」、「本命燃燒」，痴心錯付的責任到底在誰，筆者真的傻傻分不清。
撰文：佟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