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黃肇邦自2010年開始拍紀錄片。2013年，他的首部長片《子非魚》由童眼看貧窮，2016年《伴生》拍兩代人看生死的價值觀差異，及後再拍短片《有敬》、長片《3CM》。
到了今年，他帶來製作七年的新作《十方之地》。片中他以紅磡作主要場景，由一個環保回收店起步，聚焦每天執拾紙皮轉賣的婆婆、在雨中推着垃圾車的清潔工人；另一條故事線，卻落在正在興建的沙中線，同時講述同區舊樓被收購及社區重建，小市民營營役役，天未光就到觀音廟借庫。
《十方之地》為何一拍七年？黃肇邦拍紀錄片至今，已踏入第十五年，他又為何堅持拍下去？
十方？拾荒？
「我每條片都一樣，我想拍、想認識某類群體，就自己一個人先開拍。2017年，我已經在（片中的）回收店『打躉』，我的影片主要由我獨自拍攝，其實七年間，我一直在紀錄一些東西。」阿邦說，本來拍完《伴生》就想拍《十方之地》，但中途殺出了《3CM》，「當時我想借一個基地，去了解那個區（紅磡）。」到主題漸漸浮現，他再嘗試申請坊間的資金，不過《十方之地》因為拍攝時間太長，資金根本無法完全覆蓋預算。
拍拾荒者的同時，剛好遇上紅磡正在興建港鐵沙中線，區內舊樓一再被收購，老弱被趕走，連環保店也難以維持。 一條寫基層居民拾荒為生的故事線，因此搭上區內重建的情景。老舊被淘汰，換上金碧輝煌新樓的時代背景，成為了《十方之地》這齣影片。
「我拍攝時想通了，現在就是一個循環完結，開始下一個循環的交叉點。當沙中線啟用，人們搬進來（新樓）的時候，已是另一個循環。我想透過這個來說我所認識的香港。」阿邦說，自己每一次落區時，也沒有特別要拍攝的對象，他最初甚至沒有拍攝主題及主軸，「我這次有個概念，就是去質疑（既有的）價值觀，透過垃圾和回收這些東西去講述整個社會的運作和秩序。」
他每次都不開攝影機，先在區裏認識新朋友。阿邦說自己有個能力，能讓別人相信自己，「其實我都解答不了背後的原因，但總是有些人很相信我。當然，看過我的作品，你都會看到我也很尊重他們。」
《十方之地》名字中的十方，自然來自「拾荒」，而「十方」這概念，在佛教上又有整個法界、整片宇宙的意思，「我很相信這個『十方』的概念，一花一草一木都有自己的世界。香港是一個人口這麼多的世界，最容易被分類，形成一些小人物的小世界，而他們就是我所關注和想了解的一群人。在香港，小人物很容易被忽視，所以我要將這些小的世界放入一個大世界裏面，讓你們知道這個大世界裏面有小世界之餘，這些小世界其實都默默支撐着整個大世界。但是大世界怎麼流動，怎麼影響他們呢？這就要讓大家去看。」
世界有沒有進步？
《十方之地》有個特別的英文名字，叫 Obedience （服從）。在邦眼中，低下階層想要自給自足，他們就需要服從，「他們追求財富，很努力，用雙手為自己家庭奮鬥，要追求財富才能保障我們生存。所以在這麼獨特的香港『十方世界』裏，背後就要服從。」所謂服從，是指服從一套遊戲規則？「不一定，你可能覺得是規則，有些人看到的是政府，有些人看到的是神明、或發展商。這都基於個人的經驗和感受。」
《十方之地》拍攝的，就是拾荒、倒垃圾的工人，他們每天在街上走動，眼睛隨時掃着哪裏出現紙皮箱，但他們當中，除了不一定夠別人快的婆婆，還有父與子一同開工的垃圾工人。
影片沒有旁白，也沒有太多訪問，暢談他們的生活和狀況。邦說這些朋友的生活就是如此，他說，街頭上的人很少閒聊：「他們真的就是這麼簡單，生活的追求好像在動物園、原始森林裏一樣，追着被丟棄的紙皮，追着可以賺到錢的東西。我是在這個基礎下，去還原他們的真實，同時看如何能不過分聚焦他們個人，而又可以觀察到小世界和大世界之間的那個扭動，這是創作中最難的東西。」
影片沒有談太多人物的背景，是刻意不談？「也不是刻意不談，但就算談了這些，對它又有何幫助？資訊多了，有時反而帶來接收障礙。他們維持了這種生活多年，就像在原始林裏獵食一樣，生命力好強，很樂天。在垃圾桶裏撿食物，照食囉！其實她有談自己，說最辛苦是老公還在世時，要忍受他。觀眾有時想聽多一點，去確認這件事，但我是早確認了，才把它拍下來。」
阿邦在基層家庭出生，童年時住在葵涌新區，他記得新區共有四十多座建築，住宅八層高，沒升降機，每個單位只有100呎，兩家人共用一個廁所。他一直拍基層，甚至是社會低層人士的生活，因為他很理解。
「因為我想做一個對比，我小時候經歷過。我很好奇，今天的社會有沒有進步過？我拍過貧窮線，但你怎麼會想像到，十五年後到了今天說要取消貧窮線，說它不準確？」所以你認為世界根本沒有改變、進步過？「世界不會改變，它只是一面鏡子。」紀錄片導演的角色是？「紀錄片導演的角色，是他用自己的角度去呈現他見到的東西，然後提供多一個視點，讓別人去理解這個世界多一點。」
認真做紀錄片導演
阿邦從前學業成績不佳，他報讀大學新聞系，結果入了樹仁大學新聞系，但讀的是公關。畢了業後，他沒有做過公關，卻拍了多年紀錄片。
拍紀錄片很花時間，又不賺錢。這幾年，他靠兼職教師的工作維生，另外與朋友開了一家店，「我在2018年開始在采風（按：由導演張虹創辦）教紀錄片班，累積了三年經驗。2021年我開始在大學教書後，一直在學習怎樣可以做得更好。」大學兼職工作，加上門市一直在虧錢，生活可以維持嗎？「有時我也接其他工作，例如替NGO拍影片。」
由2010年到今天，拍了15年，這些影片觀眾人數有限，並不賺錢，為甚麼會做下去？日後又怎樣？「我這兩三年轉型了，想很認真的做紀錄片導演，花了很多時間在外國，去Pitch（游說）自己的拍攝項目。因為今年是我第15年拍片了，現在想朝這方面發展。2010年開始拍，其實最初十年，我不太確定自己是不是一個紀錄片導演，當時因為年輕，甚麼都可以做。直到《3CM》之後，加上自己的年紀漸長，整個氛圍等原因，我開始要決定一些東西。我不自覺地選了它，現在回望，我覺得紀錄片也選擇了我，所以我有很多未做得好，或者Unfinished的事，想趁現在還有時間，趁空間和社會上還有些容納性，繼續進步，多做一點。」
幾年前，采風和張虹都留在了香港，2020年後，他們認為在香港再拍紀錄片，空間很窄，也有風險，都選擇了移民。但在阿邦眼中，還看到一些可能性，他視紀錄片為一個創作理想，「你看這次《十方》和一般紀錄片很不同，我覺得創作力不應該限於時代、背景或者環境，它的價值在創作者那裏，它有一種無限的可能性。它有機會面臨一些限制，這個無可厚非，你要克服或者面對。」
想走出去，申請國際不同的資金，讓國際看到自己的作品，當然也不容易，「難的。因為我最擅長做一些本地的故事，但是現在國際上大家都在說一些很政治、戰爭相關的題材，拍很大的議題，在這方面你無法比擬。所以現在這兩年，我很努力學習怎樣將故事講好，我覺得好的故事是可以對等的，不只由題材決定一切，這個也會循環。」
他堅持拍小人物，以小見大。阿邦已快完成下一部作品了，他會拍下去。
撰文、拍攝：何兆彬
劇照由高先電影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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