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著名電影錄音師杜篤之早前來港，出席亞洲電影大獎，又舉辦大師班，並憑《默示錄》捧走今屆最佳音響獎。其實杜哥得獎是家常便飯，他曾奪13座金馬獎，與張叔平同為紀錄保持人。訪問正剛出席完大師班的他，興緻勃勃的分享自己的工作經驗和想法。
杜哥說，聲音設計就是一件連電影評審、行內人都不知道他做了甚麼的工作，但沒關係。他自己最快樂的時間是坐在混音台前，他可以坐一天都不累。
為了讓電影更好看
「我會聽廣東話，以前我常來香港，那是三十年前了，大概就是《甜蜜蜜》（1996）那段時間，我幫很多香港導演拍電影。」杜哥笑着說，他相當親切，甫坐下就說，不必跟事先給他的訪問問題來問，可以隨時改動。
就在前一天，杜哥帶着眾多參與過的電影片段，在亞洲電影大獎的大師班上，分享自己的對聲音創作的想法，他播放了《陽光普照》、《一家子兒咕咕叫》、《大佛普拉斯》、《默示錄》、《瀑布》等多部電影的片段，先播原來錄音，再講解想到可以怎令電影變得更好，再播放經過他修改過聲音的片段，讓大家比較兩者差異。其中好些片段，聲音的改動既輕微又重要，例如有一段拍女主角搬屋，杜哥看片後在搬屋前加上貨車在街上的引擎聲，到搬好屋後車子駛走，引擎聲遠去，屋中完全靜下來，更顯女主角的寂寞。像這種創意的發揮，即使觀眾有注意到，也可能會認為是導演的設計，不說根本不知道這是電影聲音設計的貢獻，而且不是觀眾不知道，是連電影人看時也不會察覺？這是一份沒有人知道、明白的工作吧？
「重點是那個電影好看了，那個電影後來變得比較好看，對不對？」杜哥笑說：「我想的是自己還可以做甚麼事情，讓導演想要的東西更好，像搬屋那一段，我們要追求的是關門以後的安靜，那我就前面讓它吵一點。」所以你這一行，其實是連同行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些甚麼吧？「對，的確是這樣，評審也不知道。很多事情是這樣，但是沒關係啊，我們做這件事情，不是要為了讓人家知道，而是為了讓這個電影更好看，這個才是我的最終目的。」
很依賴楊德昌
杜哥播放片段時，常談及自己收到電影片段時，他在「找」。找這字怎去理解？數十年前他剛入行，大概沒有人會用這想法去理解電影錄音師/電影聲音設計的工作吧？
「對！很多東西是後來才形成的。剛開始的時候，就只是提供純粹技術上，沒有創作上的東西。你這個問法非常好，我就是這樣，剛開始其實我就是不滿足於上一代的不足，我覺得我想要做一些改變，讓它更真實，我們很長一段時間都在追求這件事情，當這件事情都追求好了以後，原來這些東西都可以編輯，都可以改變！那我為甚麼不可以做更多這種事情？」在這旅途上，有沒有誰啟發過你？「有的，像楊德昌導演就是我一直很依賴、很重要的一個對象。那個時候，我每一次做了甚麼改變都會給他看，聽他的意見，他大部分都是站在鼓勵的角度，告訴我這邊還可以怎麼樣。我很信賴他，因為我很喜歡他的審美、美學，他對光影、攝影、對演員表演的藝術價值非常高，我都會請教他。」
杜哥記得，早年台灣電影根本沒有現場收音，都是事後配音的，到有了現場錄音設備，每到現場又有新的問題，「我記得有一個很有趣的場景，就是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時候，有一場戲，小男主角準備要奮發圖強，好好讀書，所以他去了圖書館念書。那個不是真的圖書館，是個教堂，製片真的借到一個教堂給我們拍片當圖書館用，那個教堂，就在台北的立法院旁邊，門口是一條很繁忙的大馬路，車很多，它門口有幾棵樹擋到馬路，我們看不到馬路。鏡頭擺起來，教堂可以很安靜，但是我們聽到的聲音是非常吵雜的，怎麼辦呢？」
解決方法有兩個，一個就是我們照拍，拍完回去全部重新配音，「當下我就提議導演說，我們會要做一件事情，在圖書館的入口的地方放一張桌子，放兩個人在那邊收音，我把這兩個人聲音錄得很清楚。等到真的場景要呈現的時候，我把這兩個聲音關得很小，因為他很遠，再加一點回音，我們就得到一個很安靜的場景。」
侯孝賢花紅送設備
拍《一一》（2000）時，男主角的家位處高架橋下，非常嘈雜，根本不能收音，「楊德昌說，這個景色、格局、光線是他覺得最適合的，但是很吵，那怎麼辦？我說我們可以強迫錄音，所有的對白我可以幫你錄清楚，但有很多細節比方說衣服摩擦是錄不到的；另外一個方法，是把所有面對馬路的窗戶全部做隔音。我們後來決定用第二個方法，拍的時候先把它封起來，變成是一個安靜的地方，所以在電影裡，我們聽到外面的聲音是Folly做出來的。」
杜哥說，決定要封起來，要找工人做牆。因為要多花錢，做決定要快，而且要說服導演，讓導演去評估，由於每部電影，每個場口的環境不一樣，每次都考驗他的錄音、聲音知識和技術。很多時候都要讓導演來做最後決定，像拍《麻將》（1996），一開始就在Hard Rock裡拍，杜哥記得，楊德昌第一天怎麼擺鏡位都拍不好，因為臨演們都找錯了，他們都像是買菜的人，不像出來玩的，「我就跑去跟他聊天，我說要不要我們今天收工，將近100個臨時演員都收工！我說你再拍下去你不會OK，浪費你的便當錢，明天換一批人來，你很快就可以拍出來的。」結果楊導聽他勸說，馬上收工，第二天重拍很快就拍好了。
關於楊德昌，二人有太多回憶，要說三天也說不完。另一位合作多年的是侯孝賢導演。關於侯導，對杜哥的事業幫助最大，《悲情城市》（1989）是台灣電影史上第一部現場收音的電影，但使用的機器很簡陋。「當年沒有設備，我能夠用的設備，就跟現在學生一樣，只有一台錄音機、兩個麥克風而已。」
電影上映時，在台灣非常轟動，票房也好，侯孝賢計算過，按票房走勢自己會收到一筆花紅。他感覺這樣收音實在不行，決定將自己的花紅，送一套現場錄音設備給杜哥，這花了超過100萬台幣。「（他說）電影已經在國際上得到這麼大的獎，我們不能再用以前土法煉鋼，那麼簡陋的設備拍片了，這部片我應該有分紅，我送你一套現場錄音的設備。」杜哥因為有了這大套機器，用它拍了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開始了在技術上追求，到了今天，他製作的聲音已達荷里活最高錄音標準。台灣今天的電影聲音設計/錄音相當高的水平，也就是由此開始。
男人跟男人之間
這套杜哥一直以為用花紅買的錄音設備，其實是由侯導自掏腰包購買的。「這設備要170還180萬，那個錢當年可以在台北市買一個公寓單位！我給他機器名單，沒多久他就下訂單錢買了，全部的設備收到的那一天，剛好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開鏡那一天，早上收到，我就推到現場使用。隔了幾年，有一次跟朋友聊天，朋友跟我講說，其實侯沒有分到花紅，給我那筆錢是他借來的！因為那筆錢他答應我的，所以他借來給我。」
杜哥多年後才得知，侯導一直沒有開口，知道後杜哥也沒有揭穿，「因為男人跟男人之間，有時候這些話很難講，他沒有跟我講，我也不會跟他講這個事情。」杜哥始終沒有跟侯導提過此事，但因為有了設備，多年來他一直用它來幫助年輕導演，「因為我的設備是人家送給我的，所以我有比較大的空間幫人家忙，沒有錢，錢很少的片子我可以做。他那時候送我設備，就是要我幫沒有錢的人拍片。」
杜哥說，因為這套機器，造就了今天的自己，「當初送給我那套設備以後，我拿那套設備一直更新，一直擴大，開始有第二組人、第三組人，有自己的錄音室，到現在我們有非常標準的杜比錄音室，都是由那個設備演變出來。」
他記得，後來侯導拍《千禧曼波》時，用了一個很特別的創作方法，每個鏡頭只會拍一Take，如果拍不好，鏡頭就會重新構想，反正一定不會拍Take 2，「這個對做技術的人來說是非常大的挑戰，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都處於『不是我有問題，就是攝影有問題』的情況裡。由於他只拍一次，拍一次沒拍成，他就不拍了，整個團隊要撤了，換一個故事換一個內容，這個拍攝方法成本非常高，等於今天所有錢是浪費了。」
《現代啟示錄》的聲音設計
早年杜哥都在現場，隨團隊廣大，漸漸聘請了一些員工，改由員工負責現場，他退到錄音室，一邊學習西方最頂尖的聲音技術，一邊專心做後期，在後方指揮一切。
問杜哥，他心中聲音做得最厲害的電影是那一部，他沒有多想，馬上回答：「我曾經有過一段時間，一年都在聽那部電影的聲音。那部電影叫做《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哥普拉導演，1979）。當年這部片推出時，電影我看了，它還推出了兩張四面的黑膠唱片，裡面是整部電影，不只是音樂，連對白、音效都有。我把兩張黑膠唱片轉錄到卡式錄音帶，我以前騎摩托車，戴上耳機，用Walkman天天的聽。」
他笑：「因為片中那些美軍每次開口就是髒話，我學會了罵人的髒話！」杜哥說《現代啟示錄》聲音的厲害在於，剛開始你覺得聲音好聽、十分熱鬧，後來慢慢聽久了，會聽出很多設計，「我講一個例子，他們從那個空降師那邊，幾個人開了一艘船逃走，躲在河裡面。然後，直升機過來警告他們。他們就躲在宿舍，不敢出來，裡面有個廚子，進了那個森林找芒果，馬田辛拿一把槍跟着他聊天，剛開始漫不經心，因為沒有什麼威脅，走着走着，你會聽見那個環境的聲音開始有一點變化，越來越安靜，你會感覺有一種壓力，因為很安靜⋯⋯後來有隻老虎出來，這就是他的設計！先是若無其事，後來慢慢安靜以後，轟一隻老虎出來！這個就厲害了，這是設計。如果每天都是大浪，你看不出那個海浪有多大，就是上一波很低，下一波你才看得到那麼大。」
《現代啟示錄》的拍攝過程出名災難，但成品是經典，聲音設計也得到奧斯卡大獎，問杜哥拍片多年，有沒有遇過類似的災難？「會有啦，但沒有哥普拉那麼嚴重，《牯嶺街》拍了很久，拍到後來其實已經沒有經費了，我們整組人在屏東，住在一個糖廠的宿舍裡面，宿舍很便宜，整組有三十多四十人，就在裡面沒有回來。導演跟製片就開車回台北找錢！」
有想過《牯嶺街》會成為經典電影嗎？「我為了那部電影，兩年沒有接別的案子。因為我那時候在台灣的中影公司上班，有固定的收入。那兩年有很多很好的案子找我，我都推了，因為要等《牯嶺街》開拍，這件事情一講就一年了。後來電影拍了大概八個月，後期又做了好幾個月，總共就兩年。為什麼放那麼多期望在上面？就是楊德昌一旦要拍片，大家都會期待，一定會想要把資源留下來給他用。」
近年整個電影圈都不大景氣，台灣很多影視從業員都去拍串流平台製作了，杜哥說串流劇集的聲音要求標準跟電影一樣，但錄音室不用那麼大，他正準備回台灣後將公司的錄音室重新規劃，將大的改建成三個小錄音室。
他是電影老頑童，頭髮都花白了，還是喜歡創作的樂趣，「我最大的樂趣是甚麼？我坐在那個混音台上，不用管別的事情，這個是我每天最快樂、最安定的時候。我其實很不喜歡管公司、管人管業務。我坐在那邊看電影，坐一整天都不累！」
撰文、攝影：何兆彬
Venue: The Langham, Hong Kong 香港朗廷酒店
Special Thanks：Asian Film Awards Academy 亞洲電影大獎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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