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台灣電影界有兩個「女孩」，一個是由舒淇導演的半自傳作品《女孩》，另一部則是鄒時擎執導的《左撇子女孩》在台灣同日上畫。舒淇由台灣到了香港拍戲，成了國際巨星，名氣自然更大。鄒時擎也絕不簡單，她由台灣到美國多年，是奧斯卡最佳導演Sean Baker的多年拍檔。二人早在大學認識，合作多年，事實上《左撇子女孩》不但由周與Sean二人合編，也由二人共同監製。
因為資金問題，《左撇子女孩》籌備期長達25年，片中批判台灣重男輕女，鄒導自己其實就是一個台灣左撇子女孩：「在台灣當女生很可憐，（女生）不能做的事太多了。」
左手是魔鬼的？
《左撇子女孩》描寫一個母親在夜市開麵檔的小女孩，目睹家中變化，她心中鬱悶，有天外公跟女孩說不許她用左手拿筷子，說左手是魔鬼的手。她開始用左手偷東西，並怪責一切壞事都是因為這魔鬼之手在作崇。導演鄒時擎說，左手是魔鬼之手的說法來自她本人童年經歷，「有一天我用了左手拿菜刀，外公跟我說不行，因為左手是魔鬼的手，你不可以用左手。我告訴Sean（Baker）之後，他就說這個話很Powerful，他覺得我們可以寫個故事。」
鄒導說，台灣很多老一輩的人都認為左手是不潔的，「他們會用台語說，左手是壞手或是醜的手，所以是不應該用。我覺得這個觀念應該不只是台灣，因為台灣以前是被日本統治過50年，我外公是受日本教育，日本人也不能用左手。此外，很多不同的族群都不能用左手，譬如說回教徒、猶太人、印度人，然後天主教也有認為左手是不好的概念。」
鄒導童年時本就是個左撇子女孩，但被強硬改了過來，「我生來就是左撇子，可是我媽都不記得了，她說沒有改我，應該是學校幼稚園老師改的。」今天她寫字、拿東西都用右手，其他都用左手。畢竟是天生的，改不過來。
《左撇子女孩》利用小女孩用童稚角度，目睹成人世界的一切，戲中多次表達對台灣傳統中重男輕女觀念的不滿。鄒早在1998年就到美國攻讀碩士，問她是不是一早就決定出國？她說：「我在大一就準備要出國念書。因為，其實在台灣當女生很可憐，我最近看《破地獄》，片中也有講到這些重男輕女的觀念， 跟我講的有異曲同工之妙，我看哭了。《破地獄》講為甚麼只傳男不傳女，為甚麼女生是骯髒？這個真的是一模一樣的主旨。所以我覺得，在香港女生一定也有同樣的感覺，其實我在台灣長大也是有一樣的痛苦啊。」
會有人跟你說女生不能做甚麼？
「不能做的事太多了，例如不能曬黑。然後，我媽要我改名字，因為我的名字像男生。戲中算命的那個梗，其實是我自己的親身經歷。我畢業很多年後，高中開同學聚會，發現所有同學的名字都改了，沒有人是原名，因為那時候大家很喜歡算命，然後算命老師就說要改甚麼樣的名字，你會考得比較好！會賺比較多錢！我媽就聽算命老師說要我改名。」她笑着自嘲：「他說女生取男生的名字，命會很苦，真的滿苦的，花了25年拍一部才拍完！老師真的準啊。」
iPhone拍攝不是因為要省
Sean Baker聽完這典故後，覺得太有趣了，二人2001年回到台灣，曾拍攝了一條預告片。其實《左撇子女孩》的籌備超過二十年，一直找不到資金。2010年，二人又重回台灣，留了一個月，「我們到處去，去看台北的夜市，看看那個比較適合拍攝。後來到了通化街夜市，遇到一個小女生，她媽媽就在夜市工作。找到他們的時候其實很開心，因為其實這就是我們想的故事！我們發現這個小女孩，居然跟我們寫的故事是一樣。」那一年，二人又找小女孩拍了一條預告片，但電影還是沒成功開拍。
要拍《左撇子女孩》，鄒遇上重重困難，主要是在資金上，時間一拖，二十年就過去了。
「其實，這個戲我從2000年就開始構思了，只是一直沒辦法找到資金。」鄒導：「那個時候，在美國你是找不到錢拍外語片的，因為當時觀眾不太接受要看字幕的外語片。直到2019年，《上流寄生族》和《魷魚遊戲》大熱後，開始有了點改變，大家對亞洲的故事，對要看字幕的電影比較能接受，整個大環境真的有改變了。」
《左撇子女孩》劇組全部20人，現場約4-5人，鄒導雖說不方便透露整部電影預算，但據報《左撇子女孩》成功申請了兩個輔導金：400萬為台北市「國際影視攝製投資計畫」補助金，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110年度的長片輔導金1,000萬元。
確認了資金，劇組只準備了一支iPhone配上支架，再加上一支寬螢幕變形鏡頭（Anamorphic Lens），加個小小的穩定器，《左撇子女孩》就開拍了。一般人聽到全片用iPhone拍攝，都以為因此它會比一般大電影便宜得多，但鄒說非也，「其實用iPhone拍攝並非因為要節省預算，iPhone拍攝是因為我們要在真的夜市裡面拍攝，比較不會影響別人。否則你架個攝影機出來，就不用拍了，大家都尾跟（著拍攝團隊）了，我們用iPhone是要把攝影機跟劇組藏起來。」片中所見的夜市是真的，片中麵檔和食材都是跟老闆租用的，夜市攤販老闆們都是真人出演。鄒時擎劇本由她和Sean Baker共同創作，由於在疫情後期拍攝，Sean Baker人在美國沒有到現場。
Sean Baker就像一個小孩子
談《左撇子女孩》不得不提到Sean Baker，他和鄒2004年合導《外賣》（Take Out），一個中國非法移民在紐約打工的故事。《外賣》90分鐘片長，超低預算只花了3000美元，卻獲多個獨立電影獎，爛番茄100%好評。 自此Sean Baker獲得更多拍片機會，而鄒也幾乎全在身旁，二人合作的包括 《跨性有話兒》（Tangerine，2015）、《歡迎光臨夢幻樂園 (The Florida Project，2017）、《赤色大箭男》（Red Rocket），就只有獲獎無數的《阿諾拉》(Anora）鄒沒有參與，期間她在忙自己這部電影。
鄒時擎在台灣出生，輔仁大學畢業後，1998年剛到美國不久就意外遇上了Sean Baker，二人常討論電影，大家都喜歡Dogme 95電影運動的作品。 其實鄒沒有念過電影，她說自己也沒有故意要進電影圈，「我是不小心掉進去了，真的啊，因為我也沒有學電影啊。我是遇到Sean，兩個人志同道合才開始拍電影。」你遇上電影就喜歡了吧？「對，我真的覺得好玩啊。」
問她怎形容合作多年的Sean Baker，她說：「他就像一個小孩子，一個大男生很有想法，他很有天分。因為他從大概八歲就立志要當導演，所以從小就在家裡，跟朋友拍家庭錄影帶，想一些鬼點子啊。」記者告訴她很喜歡《歡迎光臨夢幻樂園》 (The Florida Project，2017），鄒說其實這齣片是工會電影，劇組人數多達80人，Sean Baker拍攝時十分痛苦，以後都不會碰工會電影了。
台灣電影劇組被養壞了
Dogme 95由導演Lars von Trier及Thomas Vinterberg提出，運動重視創意，而非技術，宣稱要「奪回導演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力量」（Take back power for the directors as artists）。 Dogme 95重視的是電影作品的爆炸性衝擊活力，器材等工具全部放到其次地位，此思想激勵了無數獨立電影人。
鄒：「Dogme 95的電影看起來有點像紀錄片，它沒有甚麼華麗配樂，或是很厲害的特效，可是它整個核心就在故事上，而且很有力量。我們那時候好喜歡這些電影，我們就覺得說，我們要來拍一下這樣的電影。」
《外賣》2004是二人成名作，只花了3000美元拍成。「拍《外賣》甚麼事都是自己來，所以其實拍起來很有成就感。」鄒說其實《左撇子女孩》的創作年份比起《外賣》更早，「它是我們第一部想要一起拍的電影。」只是礙於找不到資金。期間她有嘗試回到台灣找投資者，可惜碰壁無數次，「幾乎是不可能。因為我在台灣沒有拍過片子，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我們回去有找到一位很資深的製作人，我們給他看《外賣》，他居然跟我說『那是甚麼鬼？』他完全不能對這樣的電影有同感。嗯，我覺得可能找錯製作人了，那時候要申請輔導金其實也很困難，所以也沒有下文了。」
《左撇子女孩》的計劃一拖二十年。直至《赤色大箭男》（Red Rocket） 煞科，二人到了康城影展，給一個法國片商看了《左撇子女孩》劇本，電影才重燃開拍的機會，「法國片商很喜歡，然後說如果可以在台灣找到輔導金的話，我們就一起來做這個電影。」電影終於綠燈開拍，本來定好的演員都得重新再選，當年通化街那個女孩，今天都20歲了。
鄒時擎說話很直，她說台灣的電影界，幾乎不了解獨立電影，「台灣本來有幾個製片跟導演，是專門拍獨立片子，像錢翔、蔡明亮。我覺得，因為後來大家都到中國去工作了，變成很習慣這種很有錢，劇組很多人。用這種製片方法，有點把劇組養壞了。」
拍《左撇子女孩》時，她發現整個台灣都幾乎沒有Indie Film了，「因為大家都去中國拍過片，都被養壞了。他們會覺得，劇組就是上面Department Head，下面還有五個助理，要這樣才可以拍片。我回來的時候，其實滿辛苦，因為大家都覺得下面要請助理甚麼的，我只請了一個台灣製片人（陳保英），她是專門拍Indie，小成本電影，我說完全不能請助理。」
鄒導說，可能由於自己在台灣沒有名氣，大家根本不知道她到底是誰，不肯聽她的話，「在台灣，大家會覺得拍電影就只有一個方法。製片就很關鍵，因為（找到陳保英前）我這樣跟另一個製片講了之後，他說很好奇，你要怎麼樣在真正的夜市裡面拍，他就要等着看，沒有人敢這樣拍。還沒有找到錢之前，我問過幾個台灣大的製作人，每個人跟我說，你不可能在真實的夜市拍，你一定要搭景，找臨演。我聽了之後就覺得，你不是我想要合作的人。」
拍完籌備了25年的《左撇子女孩》，鄒說Indie仍有路走，在Indie界多年的她說，其實自己也不抗拒在荷里活工作，只是擔心加入後，會失去導演的最後剪接權。
「我會擔心這個，對，可是我覺得我會想要試試。」
撰文、攝影：何兆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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