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我想聽一首詩。
無論此刻的你在哪裏，獨自在家也好，乘車的空檔也好，只要拿起手機撥出「+852 3009-9386」，電話另一端將傳來一位香港詩人或音樂人的聲音。你無需答話，只需聆聽，與一首作品偶然相遇，並感受隨機而來的語言、節奏，乃至背後的情緒。
這是M+博物館的最新展覽《致電一首詩・香港》。此計畫最初由美國詩人約翰．吉奧諾（John Giorno，1936－2019）發起，旨將詩歌帶入日常生活。觀眾可以隨時撥打電話，聆聽作家、藝術家和音樂家的作品。該項目後來逐漸擴展，於法國、墨西哥和巴西發展出不同版本，如今終於來到香港，帶來30首全新錄製的本地詩歌，當中既有西西、梁秉鈞、北島等前輩級詩人之作，也有不少年輕一輩的作品。
「我們希望廣泛呈現香港詩歌的多元性，涵蓋不同世代與風格。無論詩人現居香港或旅居海外，我們都期望能藉此計畫，展現這座城市豐富的層次。」M+資深策展人及策展事務主管策展人施羅素（Russell Storer）說。
展覽進行之際，率先跟三位參展的香港詩人和音樂人──飲江、黃裕邦及江逸天談起詩歌，也談聲音與創作。無論語言、風格、世代、媒介，三人的作品各有不同，彷彿橫跨香港詩歌光譜的各端，卻也因此展示了香港詩歌創作的多元面貌及看法。談起詩歌時，飲江援引墨西哥詩人帕斯（Octavio Paz）的一句：「每一個讀者是一首詩，每一首詩是另一首詩。」黃裕邦則說：「千千萬萬個詩人，每一個人給你的定義都不一樣。」
科技變革與香港詩歌
走進M+「焦點空間」，高聳的樓底莊嚴而簡樸，簡約灰牆之間放置了三部實體電話，其中兩部隨機傳來香港詩人之作；置於黑色桌上的一部，傳來的聲音則帶點年代痕跡，裏頭是《致電一首詩》計畫自首次推出以來的各地作品，一共典藏了逾280段錄音。
《致電一首詩》可追溯自1960年代，當時身為詩人兼當代藝術家的吉奧諾，致力於跨媒介創作，是紐約前衛藝術圈子的核心人物。有次吉奧諾在打電話期間，萌生了《致電一首詩》的靈感，深信詩歌能透過電話自由地被分享，遂以「許多詩歌是為了被聽到，而不僅僅是被閱讀」為核心精神，讓詩歌從紙本中解放，以電訊方式跟世界連結。
「儘管時代不同，人們渴望聆聽的需求依然存在。」作為香港版本的策展人，施羅素認為「電話」的角色早已隨時代演變。像是吉奧諾最初創立此計畫時，電話仍屬於尖端科技，通過答錄機進行隨機播放，展現了通訊技術的興起與變革，是一種前數位（pre-digital）時代的實驗產物；如今，隨着手機晶片的發展與盛行，撥電話聽詩的形式反而變得復古。施羅素指：「這項計畫的核心在於『詩歌展演（performance of poetry）』，尤其當這個世代已離不開屏幕，此計畫回歸純粹的『聆聽』，帶來了截然不同的感官體驗。」
策劃香港版本時，施羅素著重香港圖景的描繪，不僅刻意挑選多語言的作品（包括廣東話、普通話和英語），保留原始節奏和語調，也在展廳中將電話裝置與歷史影像及檔案資料並置，從歷史脈絡確立香港詩歌與音樂在國際間的定位：「香港文學底蘊深厚，詩歌傳統源遠流長，其多語言特質，展現了這座國際都會的獨特面貌。《致電一首詩》跨越文學、表演、音樂，甚至聲音藝術等多種領域，是一個絕佳的契機，展現這座國際都會的獨特面貌。」
實體的電話雕塑目前正在M+展出，展期至八月底。施羅素認為，親訪展廳跟在家致電有所不同，一方面，其他地區的詩歌作品只有在展廳裏才能聽見；另一方面，觀眾參與的模式與經驗亦有別：「在家裏聽詩，顯然是一種非常私密的體驗，你可以隨時聆聽，並感受創作者親自朗讀作品時獨有的親密感；但在展廳中，你卻彷彿在為他人表演，直接成為作品的一部分，這同時帶有公共與私密的特質。」
在一眾作品之中，施羅素特別提到西西的〈可不可以說〉，以及年輕詩人葉晉瑋（Eric Yip）和音樂人江逸天的作品，認為當中的節奏與音樂性令人印象深刻：「香港詩壇深獲敬重，許多詩人屢獲國際大獎，值得讓更多人看見。更重要的是，詩歌是一種充滿生命力的藝術，能與各類藝術形式跨界對話。我相信這個計畫能為詩歌賦予全新的定位。」
飲江：文字本身有種力量
「詩歌可以像讀書那麼清楚，講話那麼自然，也可以像唱歌那麼動聽。」
──飲江
撥通電話後，隨機聽見的第一首詩，是飲江的〈飛蟻臨水〉。
此詩寫於1980年代，描述下雨前夕，一家人以水盤捕捉飛蟻的日常片段，在飲江獨有的讀詩節奏與腔調下，聽起來別具親切感。談起致電聽詩，飲江感嘆：「我對於時代變化的最大感觸，其中一個就是撥電話。有次我弟弟用撥盤電話，每撥一個號碼，都要先等它轉回來，然後他撥到一半，沒有耐性，馬上就放下了。原來這個世代已經不願意等待。到了現在，對於某些人來說，聽一段三分鐘的電話，都是一種不容易的經驗。」
詩歌與聲音往往難以二分。接觸詩歌時，我們多透過紙本或屏幕，僅有少數場合如詩會，才能聽見詩人自己的朗讀。然而《致電一首詩》的計畫更強調詩歌的「聲音」，沒有附上文本，讓人透過語言、腔調、節奏等感知作品。詩歌的聲音，看似脫離文字而存，卻又與看不見的文本相互糾纏，使「聽詩」與「看詩」形成了兩種鮮明不同的體驗。如〈飛蟻臨水〉首兩句：「風雨前夕／就多飛蟻」，飲江在吟誦中加以解釋：「閱讀詩歌時，它的用字、句子、排列，基本上在帶動你閱讀。譬如我們說：『風雨前夕就多飛蟻』，句子這樣就完了，但讀到『風』一字，本身就是一種挽留──它不是特意要你讀慢點，而是文字本身有種力量、有種拉力。這不單是時間上的逗留，也在空間上營造出某種意境。」
飲江形容，讀詩一種很有趣的經驗：「文字要求我們怎樣讀出來？文字之中透露了甚麼？組織成甚麼？通過聲音的投放，或者當你自己的聲音迴盪過來時，它可能是甚麼？又可以是甚麼？」對他來說，詩歌的「吟誦」是自然生成的，並非刻意，如昔日他聽媽媽唸詩：「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本身就具有某種節奏：「不是她特意這樣讀，而是文字本身有一種抑揚與韻律，讓老一輩自然就這樣讀了。我們幸運受到他們感染，可能他們的家人或上一代也是這樣唸的，然後他們記得，又唸給我聽，這就是所謂的傳承。」
《致電一首詩》計畫借詩歌展開跨媒介的對話，飲江笑言，寫詩是為了開心：「只要不是功課就行了。」當文字遇上聲音藝術，後者便成為創作的獨特養分：「我通常都先用了它，不要浪費。夾的，有種味道；不夾的，有種刺激。不成功的時候比較多，但大多是好玩的。」飲江由此憶及，過去他曾聽朋友說過：「『教育是不完整的，但我們胃口比較大。』我們很早就要面對社會，但古今中外，那些古靈精怪、美好的事物，甚至是醜陋的、壞的事物，自自然然就融入創作中。只要自己不限制自己，其他外面的限制就不會太多。」
黃裕邦：觀眾也是展演一部分
「你得與文本建立一個連繫。你覺它是甚麼就是甚麼，沒有所謂，因為千千萬萬個詩人，每一個人給你的定義都不一樣。」
──黃裕邦
三十首詩歌，三十種與別不同的聲音，撥打電話時，你聽見哪一首，全憑運氣。黃裕邦形容，這跟求籤很像：「有些人可能打了八次都聽不到想聽的詩，或者不斷聽到同一首詩，其實求籤也如此，有時你求來求去也總是抽到同一支。或許你注定就是要接收這首詩的情緒，這種緣份是很有趣的。」他說：「作品和觀眾之間的微妙關係，這次被放大了。」
《致電一首詩・香港》的參展詩人之中，有不少以英語創作，反映了香港語言混雜的獨特語境。例如黃裕邦的作品〈Five Acts with Father〉（中譯：〈與父親的五幕劇〉）便來自他的第二本英文詩集《Besiege Me》。此詩以短句構成，圍繞兒子與父親之間的對話：「讀（詩）和看（詩），是兩個不同的訓練。就像你『聽佛經』和『看佛經』是兩回事，『抄佛經』又是另一回事，即使它們是同一個文本。聽的時候，那些韻律和節奏當然由聲音主導，但有時在紙上看，你的眼睛也會讀出聲音。」
開幕酒會那天，黃裕邦曾到訪M+焦點空間親身拾起話筒聽詩。他稱讚場地別無贅物，加上一個夢幻的樓底高度，跟《致電一首詩》本身的藝術形式很相配：「詩是無形的，但其實它有一個維度在其中，並由那個空間所盛載。所以踏入展廳後，看見上面寫着『Dial-A-Poem, Hong Kong』時，有點感動。」
以觀眾身分聽詩時，黃裕邦分享，起初仍執於聽見誰的詩，但後來漸漸發覺，詩的接收其實源自人的經驗：「每個人打電話的時候，表情都很出乎意料，有人很專心，有人在皺眉頭。你能看到一些在裏面醞釀的東西，正於面部表情上自然地流露出來。」他由此說到，展廳中的觀眾其實也是展演的一部分：「他們的表情、身體語言、反應成為了展覽的一部份，而這些細節需要你在場才能觀察到，跟你躺在家裏的床上打同一個號碼是不一樣的。觀眾的表情往往比打電話本身更好看。」
由私密創作到公共展示，黃裕邦嘆道：「作家永遠無法控制自己的作品能飄到多遠。有些作品你以為它很厲害，它卻飄不出去；反而自己不理會時，它卻飄得很遠。」在他眼中，詩作與大眾之間的連接可以很偶然，「可能你前兩天看到一隻小鳥，之後聽到一首描述小鳥的詩，便能連接到自己人生的另一個模式。我覺得這不可能是作家或主辦單位會預視到的一件事。詩歌與聽眾之間的個人連繫是很有趣的。」
江逸天：「Lost in Translation」的媒介交流
「詩歌或藝術，跟我們的距離其實很近。只要有電話這個工具，你隨時可以接觸到。」
──江逸天
在吉奧諾發起《致電一首詩》的1960年代，美國當代藝術迎來了劇烈的變革：垮掉的一代、普普藝術、概念藝術等興起，徹底打破傳統藝術的框架。對吉奧諾來說，詩歌本身不限於文字，甚至不限於視覺，而是一種跨越媒介的實驗，他曾言：「我想做的不只是寫詩。我想拓寬詩人與讀者溝通的方式。詩人應該利用現代科技，以新的方法來創作並傳播他們的作品。詩人創作藝術的方式是無限的。一切皆有可能。」在《致電一首詩》裏，詩歌不只是傳統的演繹，更與音樂、聲音藝術、科技融合，呈現跨介的獨有面貌。
數年前，音樂人江逸天曾在美國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聽過《致電一首詩》的原初版本，第一通電話，剛好就抽到了約翰・凱吉（John Cage）的《4′33″》，他笑言：「拿起電話時還以為是一個惡作劇。」聽畢，他看了策展理念，之後再抽到了艾倫 · 堅士堡（Allen Ginsberg）的作品，兩位都是他很喜歡的藝術家。當時觀展的經驗使他感悟：「現在很多藝術已到了一個地步，就是很多公眾已經不懂得怎樣接觸。所以當時我回看那些資料，發現約翰．吉奧諾想做到的，就是超越展覽或博物館本身，讓更多不同的人接觸到藝術。詩歌是屬於每個人的，你無需特定基礎才能接觸。這讓我也不禁反思，怎樣才能更貼地呈現自己的作品。」
後來《致電一首詩》計畫來到香港M+，江逸天獲邀參加。對此深感興趣的他，特意寫了一首新的作品，名為〈A Pale Line〉。此作源自他在紐約駐留期間，跟友人到哈林區庭院野餐，宿醉之間，認識了一名來自加沙的女生。當時他聽着對方的經歷，受其雙眼吸引：「那時候聽着這些，萌生了一些無形的重量。我就想，要怎樣去處理這些東西？」最後他寫下了一句：「she had the most beautiful eyes I’ve ever seen」，並將當天錄下的聲音加進作品中，配以讀白，最終濃縮的聲音裏，帶有一種紛沓感，彷彿許多事情正在世間發生。
一段時間過後，江逸天在地鐵上獲得《致電一首詩・香港》的電話號碼，迫不及待打去聆聽，希望從中聽見自己的作品：「那時我聽着身旁的人在談話，同時又聽見自己的聲音，那種狀態挺有趣的，就好像有人不斷在跟我說話，但我卻不能回應。」聆聽自身與其他詩人的作品時，江逸天對聲音的呈現別有感受：「每個人的語氣、表達方式、語速都不同。你會聽到，即使說的是廣東話，裏面也充斥很多不同的口音，讓人覺得這座城市充滿着不同的聲音。」
江逸天過去不時以音樂跟文學對話，如韓麗珠散文集《回家》、飲江詩作、紀錄片《詩》等。他形容，媒介之間的交流往往「lost in translation」，同時卻蘊藏了很多層次：「作家以文字翻譯他自己的思維，我再以音樂翻譯他的作品，最後觀眾接收的時候，又是另一種翻譯。很多不同的藝術形式其實可以混在一起，例如唱歌能引起舞動，產生流動的線條；或你在讀一首詩的時候，呼吸的節奏也是一種很身體性的東西。所以我會想，所有東西之間──音樂、詩或其他──其實並沒甚麼區分。」
跨時空的詩歌對話
在語言、媒介的多重跨越中，《致電一首詩》既公共又私密，既具情感普遍性又展現地區的獨特性，使策展的施羅素感嘆：「這計畫極具歷史意義，堪稱過去五十年來最重要的概念藝術計畫之一。」展覽期間，觀眾除了可以親臨M+現場拿起電話，亦可在展覽結束後持續透過專屬電話號碼撥打收聽。所有地區的作品現已收錄在「Giorno Poetry Systems」的網站，讓大眾能隨時隨地聆聽不同時空的詩歌作品。
《致電一首詩．香港》
日期：即日起至2026年8月30日
地點：M+二樓焦點空間
詳情：https://www.mplus.org.hk/tc/exhibitions/dial-a-poem-hong-kong/
撰文、攝影：鄭思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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