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饒宗頤先生在陳文希家裡欣賞到它，注意到它的印章，是畫家最早用上八大山人的作品，隨後寫了文章，從文學角度來介紹這作品。此後，饒先生任何關於八大的研究出版，無論是繪畫詩歌還是書法，都會提到這套冊頁。」 ——蘇富比中國古代書畫部主管左昕陽
八大山人（朱耷）原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權八世孫，據記載自妻子去世（1648年）後削髮為僧，潛心禪修，研習書畫。後世將他與石濤、髡殘、弘仁並稱清初「四僧」。
到底他第一幅蓋上別號「八大山人」印章的作品出自何時？正是眼前其創作於1684年的《个山雜畫冊》。蘇富比中國古代書畫部主管左昕陽解釋，1975年，國學大師饒宗頤在新加坡教書，機緣下在畫家陳文希家裡欣賞到這套冊頁，研究它後，開始不斷在文章中提到它的重要性。
適逢2026年正值八大山人誕辰四百周年，這套《个山雜畫冊》，將於10月8日上拍，吸引了不少好畫之人來看預展。
中期過渡到晚期作品的節點
明亡那年，朱耷19歲，清兵入關後，為避迫害，他在妻子逝後攜母弟出家。但到康熙初年，他改信道教。康熙十七年（1678）應縣令胡亦堂之邀往臨川，次年突患「癲狂」，撕裂僧袍，步行返昌。後還俗，賣畫為生。
《个山雜畫冊》作於1684年，原作共十二開，現存九開，書畫合璧。
「它有兩點很重要。一，它是他最早使用上八大山人這個名號的作品，落款甲子康熙二十三年，即1684年，那年他59歲。這個時候，正是他由中期過渡到晚期作品的一個節點時期。」左昕陽續提到第二重點，是作品集齊了詩書畫印四個部分，是八大才學才情的綜合體現。「所以，我們要從這四個方面去欣賞，理解它的豐富內容。尤其是他的詩，其實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八大在文學上的創作也是相當有成就，他大量引經據典，詩詞藝術性高，但不易懂。至於書法，他寫得非常瀟灑，情懷激盪。繪畫雖然只是寥寥數筆，但筆墨處處禪意，用筆非常灑脫，境界登峰造極。」
左昕陽解釋，這本冊頁流傳有序，在二十世紀中期的時候，它被新加坡的畫家陳文希先生收藏。至於被發現是八大山人這名號的開端，是因為國學大師饒宗頤。
「1975年，饒宗頤先生在陳文希先生家裡欣賞到它，注意到它的印章，是畫家最早用上八大山人四字的作品，隨後寫了文章，從文學角度來介紹這作品。此後，饒先生任何關於八大的研究出版，無論是繪畫詩歌還是書法，都會提到這套冊頁。」左老師解釋，書法家王方宇收藏的《黃庭內景經》有鈐印八大山人印章，甲子年7月創作的，北京故宮藏有一本雜畫冊，時間更晚。「在此之前，學術界斷定八大山人名號的使用，大約在甲子年的7月，或者更晚。雜冊的出現，將八大稱號第一次出現時間往前推，推到正月，意義重大。」
抽象意味的藝術表現
談到印章，冊頁上印章可不少，「在八大山人的作品中，我們很難看到有這麼多印章集中在一起，而且這些印章都很有特色。」
書法家/收藏家王方宇曾將八大的作品，分成不同創作時期，而這本雜冊剛好落在中晚期的轉折點上，「所有的印章，完全符合這一時期的用印標準。而且根據清代人寫八大的傳記，上面提到八大在八歲的時候，詩書畫印已經很有造詣與天賦。所以，此作是他集才學才情一體的作品。」
八大愛畫動物，左昕陽分析：「他喜歡用生活當中常見的題材，例如花鳥竹石。中國畫自元代文人畫以來，特別強調筆墨，八大的筆墨，已成為一種具有抽象意味的藝術表現形式。在《个山雜畫冊》上，我們看到簡約、大膽，充滿內心情緒激盪的表現，震撼人心。」
八大的作品，構圖簡約，用筆用墨卻極其考究。雜冊上可見，八大晚期最成熟的風格都成型了，「雖然它不是八大晚期的那種成熟作品，但是放在藝術史，以及八大山人一生的創作歷程來看，它也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左昕陽解說。
九開之中，有一開畫有兔子，眼白很大，眼珠只有一點，令人想起其晚年作品的翻白眼，「他用線勾出兔子的輪廓外形，眼睛一圈一點，非常概括。它已經有一點翻白眼的雛形，讓人感覺到激盪情緒了。（眼珠）這個點，如果點往上再來一點，就是後來的翻白眼。」
八大筆下的魚也十分有名，此作的魚，四周留白，寥寥幾筆就勾勒出其生動，「這種構圖很典型，但是魚的表現非常有特色，他勾了外形，再用不同的濃淡的墨來表現魚的立體感。再看兔子，也滿有八大後期作品的特色。」
冊頁方便在案頭把玩
是次拍賣的《个山雜畫冊》是一本冊頁，左昕陽解釋，立軸要掛牆上，對空間有要求。而冊頁比較方便文人在案頭把玩，「手卷和冊頁，是最能體現文人雅趣的一種繪畫形式。」他說，畫家下筆前往往胸有成竹，心裡早就有構思，因此畫家畫冊頁，通常是心裡先有了主題，然後一系列的畫出一批作品。
《个山雜畫冊》的題跋由饒宗頤撰寫，1975年他遇上冊頁後，考證冊上印章的「上鈐芃園鑒藏之印」，認為收藏印出自與八大同時期的福建泉州人嚴錡，推測此冊應為清初隨閩人南渡時流傳至新加坡。但結合其他鑒藏印來看，這個判斷有誤，「芃園」應是曹步郇的鑒藏印。曹步郇是清代著名藏書家、鑒賞家與官員。
故此，《个山雜畫冊》在上世紀中葉流到南洋，為畫家陳文希收藏，他收藏此冊，本為臨摹學習之用，當時學術界對此冊並無了解，直至饒宗頤1968-1973年到當地任教，看過此冊、題跋、不斷撰文發表對它的發現，《个山雜畫冊》的藝術和學術價值才被一再提升。
撰文：何兆彬
編輯、拍攝：鄭天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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