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建築保育專題】學者篇③：保育建築師 Edward Leung 保育不是形象工程｜2024

在香港，文物保育和城市發展常被放在對立面兩邊，到底它們之間是否就不能相輔相承，和平共處？文物保育可以為一個城市發展帶來什麼意義和價值？城市發展無庸置疑，但文物保育又可以擔當怎樣的角色？

身為保育建築師，亦是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文物及保育委員會主席的梁以華(Edward) 一直從事相關工作，他參與過多個本地甚至海外的保育項目，並在多間院校擔任講師。Edward 如何看待香港的文物保育和城市發展這個課題呢？

盲目追求保育妄顧效益

「這個問題我才剛跟學生討論過。」 Edward說，要先了解城市可持續發展模式的概念，繼而才可以討論文物保育是否切合到，「其實所有東西都可以是 Sustainable(可持續的)，但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續發展)就是去思考如何改進我們的生活。」Edward 表示兩者的分別，在於可持續發展為實際需要而設，未必每個地方的需要都一樣，「舉例說，南美洲有一個森林，不去發展建屋就可以讓這個森林得以保存和延續下去，反之發展建屋雖然可以賺錢，但卻會失去整片森林。」

從學術層面去理解，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關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有三大層面：分別是環境、經濟及社會。環境層面上當然考慮到自然生態、生物多樣性等，與環境自然保育較大關係。就建築物而言， Edward 表示需要考慮的是大多數是經濟和社會層面。

「如果只因為有個廢墟或舊建築，單純為了好看，好玩及留個回憶，不斷花費金錢去保育，不會帶來實際收益，又不會持續有人去使用，這根本不能在經濟層面上做到 Sustainable。」Edward 指這種做法不是保育，而只是「形象工程」。他強調要知道市場需求、社會需要，而非盲目地追隨保育的潮流，又妄顧經濟效益。「如果只是不停靠外來捐錢，或者政府不斷『泵錢』落去，是不能維繫的。」

Edward 指出，近年來很多地方的保育都是把一些舊屋、舊店強行保存，將它變成文物館，只有外殻，當中其實沒有什麼可觀性，消費的人不多，這樣是不會持續產生人流的。「相反，人們寧願去一間有舊物展示的茶餐廳，可以一邊食一邊看。」這樣反而可以帶來經濟收益，持續經營下去。

將保育和經濟效益掛鈎，是否要把保育商業化呢？ Edward 舉南豐紗廠(The Mills)作為例子，以作說明：「The Mills 不是靠展館為生的，它重要的支援和投資，是初創企業。」Edward解釋，南豐紗廠的業主明白昔日的紡織業已經不合時宜，要延續其生命就必需要創新，所以借助舊紗廠的廠房作為培訓和支援場地。「展館和商店其實是這個目的下出現的副產品(by-product)，產業需要運作和持續下去，而只不過選擇透過一個歷史建築去延續這個故事。」

除了經濟效益的考慮，還有社會層面。Edward 舉例，雷生春就做到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其中一個例子，「它本身是一間位於舊區的醫館，剛好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需要一個場地，便活化利用雷生春作為中醫診所，滿足該區市民對中醫服務的需求。」雷生春是一幢位於旺角荔枝角道，一幢樓高四層的戰前轉角唐樓，屬於一級歷史建築。它在1931年落成，地下是名為「雷生春」的跌打藥店，一直為該區低收入家庭提供服務。「作為社區醫館，這是它的社會價值，即使活化，它的功能和意義也沒有改變。」Edward 表示，雷生春雖然設有文物展覽空間，也不是以此作為營運目的，中醫服務才是主要作業，而且是有經濟收益的，「雖然是舊區，收費較相宜，但都是有持續穩定的收益。」

不要為了保育而保育

Edward 強調自己「喜歡保育，但不會為了保育而保育。」他提醒，要先理解保育的目的是什麼，應該先思考「社區需要什麼？What does the community want ？」而非看到歷史建築，就覺得需要去保育，需要活化，繼而賦予它新的用途。「這種思考方式是本末倒置，That is the wrong way to do it !」

灣仔藍屋建築群(下稱「藍屋」)是另一個例子，成功活化，又說明如何達致社會需要。藍屋是一組位於灣仔的唐樓建築群，它們包括藍屋、黃屋及橙屋，藍屋於1999年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活化藍屋的計劃，採用了「留屋留人」的方針，以保存整個社區網絡，既有現有住戶，也有新加入的租客。「藍屋本身有人居住，他們需要居所，租金正為藍屋提供固定收入來源。」雖然營運機構是非牟利團體，樓下設有藍屋故事館，平常辦籌款活動，但這些都不是保育藍屋的重點。Edward強調，重點是藍屋所呈現的社區之間的聯繫，不僅是樓上樓下的居民，還有灣仔區的街坊鄰里。

「它有社會需要，有社會價值。」Edward 表示，租金收入，連帶非牟利機構所舉辦的活動收益，正好就做到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以致藍屋這個項目獲得201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卓越獎項。

南豐紗廠、雷生春、藍屋這三個項目，都是Edward眼中成功的保育活化項目，更獲本地及國際認同。那麼香港的保育不就與世界並列嗎？ Edward 坦言就單一保育活化項目而言，香港有不少卓越的例子，然而整體上的發展則有欠規劃。

中國處理保育更彈性

「這不是保育的問題，而是整個城市規劃的問題。」香港自1903年引入《公共衛生及建築物條例》，作為全港建築物的條例管制，但未有完善的監控機制，也未有鼓勵和便利私人業主進行活化的措施。最明顯的例子是位於山頂道，已故本港著名富商何東爵士的住所，糅合中西建築特色的「何東花園」。因為業主無意保育，而要進行修復又需要大量資金，Edward說：「政府覺得無可能動用70億去進行保育。」結果由業主自行決定保留或拆卸建築物，最終花園遭拆卸。

香港一直奉行自由經濟，Edward指它就如一把雙刃刀，正面來說讓本港經濟自由發展，但另一方面則造成社會發展欠缺全盤考慮，未有因時制宜，讓歷史文化達到可持續發展。

除了城市規劃欠全面，香港現行的規管制度也欠缺彈性和誘因，程序過多，反觀中國內地在處理上則較有彈性，Edward說：「內地近年有很多活化項目，很容易就可以把一個工廠區變成大學教室、展覽館等。」他最近在廣洲沙面完成一個活化項目，項目把其中一間四層樓高的銀行，改造成東方藝術學院。昔日沙面屬於租界地方，西式建築林立，甚具特色，「藝術學院剛好需要一個教學場地，見到這間銀行空置，雙方一拍即合。」事實上，近年內地政府積極鼓勵私人大宅進行創意翻新，活化作現代的商業用途，例如上海榮宅，本為民國麵粉大王的豪宅，現租予著名時裝品牌PRADA 修繕作為展覽和活動場地。

雖然香港的保育政策未盡完善，但也在逐步改進。Edward 指現時政府懂得考慮建築與地區的連繫性，如安達臣道清拆舊村中的平房改建公屋，原有在村中的廟宇獲「原區安置」，方便市民供奉。最近，政府公布要清拆九龍東三條村一些具歷史價值的戰前樓宇， Edward 和一班建築師希望能夠盡力保育，「九龍東三條村，分別是茶果嶺村、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負責的工程公司聲稱三條村內只有一幢一級歷史建築，未有很重要的歷史價值，政府於是決定拆卸重建。」然而，Edward 及團隊發現村內有不少戰前用石頭砌成的石屋，全部拆掉甚為可惜，於是向政府申請在清拆前，用數碼科技掃描村落建築，好讓有關數據得以保留。至於最終是全數清拆，抑或可以保留某些建築，則可以容後討論，「要推翻整個清拆計劃並不可能，但若能保留部份建築，也算是一個好的開始。」

在回應文物保育與城市發展這個課題上，Edward 重申：「第一，要先看看社群需要，第二要看其文物價值。即使要做保育，是根據其價值去做，而非為保育而保育。」他建議參考英國和內地的政策，讓香港的歷史建築也能達致可持續發展。

撰文：Candy Chin
攝影：何兆彬
部份相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