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衛拍的電視劇，實際也是一種回顧，他要喚來集體的記憶，讓你們看一看當年是甚麼樣子的。」—— 《繁花》作者金宇澄
同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上海，金宇澄和王家衛在各自的創作裏，不約而同地籠罩着濃厚的老上海情結，因而分別在文學與電影中，一再描述那座每夜璀璨而夢幻的城市。「我和他都離開了一個經常要去思念的地方。」16歲時離開上海、到東北生活了七年的金宇澄，形容他對上海的感情儼然一段異地戀──因為觸不及而更教人渴望，以至這種狀態，成為了他後來創作的根基。
在變動的世界中，尋求恆初的那座城市，這是金宇澄與王家衛《繁花》共有的執著。《繁花》小說最初在網上論壇連載時，金宇澄原本只欲以上海活記下市井事跡，「一開始在網上聊天，聊到後來覺得它應是一本小說了，我就停下來，去做了一個嚴謹的大綱。然後我根據這個大綱來寫，那時候就知道它是一部長篇小說。」在網上連載七個月之後，金宇澄花了一年多來完善這個小說，最後在2012年發表，次年正式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由論壇到單行本，《繁花》小說兼有網絡論壇的元素，也不乏作者費心經營的嚴謹結構。王家衛看完小說《繁花》，形容它是上海的《清明上河圖》，用了整整十年時間，調動大量人員，最終將之拍成經典電視劇。金宇澄讚揚王家衛的影視創作非常成功，例如和平飯店的佈置，王導都堅持必須有過去的照片為證，微小的細節如窗簾，也處處留下導演與美術的心思。「他在這塊上有很多我和他都能意會的某些因素在裏面，他為影視劇做了大量的調查工作，這是我最清楚的。」
老上海眼中的城市變遷
金宇澄筆下的上海，有別於王家衛鏡頭的上海，而一座城市引人入勝的風華，就在於它能讓人各自想像。
作為一個老上海，金宇澄眼中，此刻上海變化最大的一部分，就是這座城市已變成了年輕人的世界。「香港也是這樣，十年之前我看到的年輕人，和我今年看到的，實際上已是不同的一代。城市最活躍的、最大的改變者都是年輕人。但我一直持一個開放的態度，而不是對過去的哀嘆。也有很多人說，就連上海話都和過去說的上海話不一樣了，我覺得沒甚麼，因為包括語言這一塊，都是靠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將它往前推進。」
金宇澄堅持以滬語思維寫下《繁花》，卻看出了語言的多變性，「語言的改變，我覺得這是歷史的必然。就像一棵植物一樣，到了一定時間，它的葉子就要掉落下來，這是很無可奈何的。」語言的分支亂生，最終如歷史，被修剪成簡化的模樣，金宇澄為此慨嘆：「我們每翻一頁歷史書就五百年，五百年就一頁紙。我們活着的時候，好像覺得很膨脹，覺得我們很有存在感，但是實際上哪一天你一死去，（生命）立刻就壓扁了，就沒有了。這個時代，我們還在分甚麼八零後、九零後，在歷史書上就是這一頁，所以這是很虛無的一件事。」
在歷史洪流下，人事仿若都微不足道，但不代表沒有捕捉下來的必要，一如語言，盛載着一種地方性，細究之下就是一座城市中人們生活的痕跡。
「過去上海話是被人看不起的」
「方言就是這個地方的聲音。」金宇澄說。「地方它有氣味，有色彩，但最重要的是它的聲音，它的音樂。如果說地方的語言變成一種統一的語言，他的地方性就沒有了。」《繁花》電視劇播映時有兩個版本，一個用的是普通話，另一個則是上海話，但前者在中央電視台開播的前幾天，導演還特地要求金宇澄將字幕修訂一遍，使它的上海味道更足一點。金宇澄想起來，不禁哎呦一聲嘆道：「我說以前倒是沒有這樣待遇的，過去上海話是被人看不起的。」
九十年代，金宇澄特別喜歡去廣州，每次坐上出租車，才真正意識到廣州就在面前，他說這是因為司機是講廣東話的，車裏的電台也是廣東話的，「它給你的感覺不是視覺上的，而在聽覺上特別生動，這就是一種地方性。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呢？就是任何東西都要統一、要一模一樣。」
語言隨時都在流變，往往相隔一兩代，聽來已變得極為陌生。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曾到亞馬遜森林進行田野考察，在森林深處遇上許多土著，赫然發現其中一兩名土著會說一種奇怪的法語。後來他發現，這是源於幾年前，一位從法國來的探險家曾在那邊生活了幾年，當地的土著將他的法語繼承至自身的語言裏面。相隔大半世紀，同為法國人的李維史陀，在森林裏聽見的法文，彷彿成了一種很遙遠的語言。
無論上海話或是廣東話，在金宇澄眼中，語言是一條自由的小河，隨人的生活一直變化，代代傳承下來，它的發音也會隨其而變：「方言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的，它就是不斷的改變，沒有約束的。」
懷舊的必要
此時的現代上海，已非金宇澄所懷念的老上海，曾有年輕人問他為何懷舊，他回答說：「我有一個朋友養了一隻鴿子，小鴿子第一天學會飛的時候，那個朋友就倒霉了，為甚麼？他就坐在房頂上，天黑了小鴿子還在天上飛，就是不願意回家。年輕時你往往想跑出去，但到了一定的年齡，你有了一定的經驗，你積累的東西多了，到了三十歲、三十五歲以後，一個人就要回顧自己。王家衛拍的電視劇，實際也是一種回顧，他要喚來集體的記憶，讓你們看一看當年是甚麼樣子的。」
對於周遭變化順其自然的金宇澄，自認在創作上也是「一個毫無計劃的人」。王導曾笑言，換着別人寫《繁花》，肯定要將它寫成五本書，金宇澄卻一本就把它寫完，實在太吃虧了。作者本人毫不猶疑地表示：「我不是這樣的人，我是一個沒有計劃的人，但如果要盯着這件事情做，我一定要接近全力。」
由寫作到繪畫
當年寫小說《繁花》，金宇澄為作品畫了些插圖，沒想到竟就此激活了藝術細胞，從此拿起畫筆再也放不下。近年，他轉向繪畫，但不管從事的是哪種創作，他依然秉持着全力做好一件事的決心與自我要求，亦屢以此心態勉勵年輕作家。
他回想自己為《上海文學》擔任副主編時，經常有作者請他：「我的文章，你幫我改一下算了。」金宇澄就此看出對方不重視自己的作品：「你要是愛自己的東西，怎麼可能讓人隨隨便便去改？改了我都不放心嘛。我形容他們為年輕的小母雞，牠每天都會生一顆蛋，就不把這顆蛋當成一回事了。但對一隻老母雞來說，牠生了一顆蛋，就要想盡辦法把它孵出小雞來。」
把自己形容為老母雞的他，將創作視為僅餘時間裏不得不做的事情。然而寫過《繁花》，將心心念念的老上海化為文字之後，他近來卻選擇放下寫作，把焦點移向畫布。由文字到圖像，金宇澄說自己似乎已「出軌」了，在雙重身份間搖擺不定。
正如他的畫作本來就是《繁花》的孿生兄弟，他緩緩說道：「文字和美術總是連在一塊的，怎麼分也分不清楚。」
【上集專訪】由作家到畫家 金宇澄的「繁花」美學
採訪：鄭天儀
撰文：鄭思珩
攝影：馬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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