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奧斯卡頒獎禮在美國舉行，觀眾的焦點大都落在《阿諾拉》（Anora）、《完美物質》（The Substance）、《狙獷派建築師》（The Brutalist）身上。
最佳國際電影的《我生如是繼續》（I’m Still Here）剛剛在香港悄悄上映，電影今年先在金球獎得最佳女主角，又在威尼斯影展得最佳劇本獎，全球獲超過50個獎項。它在香港上映場次不多，但電影實在拍得太太太好了。
由香港到南美洲，機程約30小時，我們對巴西的認知，更少得只聽過森巴舞與巴西足球，鮮有了解其歷史，但其實《我生如是繼續》的故事並不複雜，它改編自真人真事，描寫七十年代初一個工程師的家庭，本來樂也融融，但某天幾個男人突然出現，說要帶走家中的父親浩本斯（Marcelo Rubens Paiva）「問話」。本來永遠窗戶打開，光線充足的家，開始長久的將窗廉拉下，進入了黑暗年代。
導演Walter Salles與Paiva 50年前就認識
《我生如是繼續》的導演Walter Salles名作很多，1998年《中央車站》（Central do Brasil），2002年《無主之城》（City of God），2004年的《哲古華拉少年日記》（ The Motorcycle Diaries）都曾在香港上映，很受好評。《中央車站》榮獲柏林影展金熊獎及最佳女主角獎、金球獎及英國電影學院獎最佳外語片獎，而《哲古華拉少年日記》獲兩項奧斯卡提名，並得英國電影學院最佳非英語片獎，他也拍過紀錄片，包括《汾陽小子賈樟柯》（Jia Zhangke, A Guy from Fenyang）。
其實，他早在六十年代歲時認識了現實中的Paiva一家。他說：「他們曾住在里約熱內盧，我曾在外國生活了五年，也回到這裡。我有部分青春歲月在他們的房子中度過 ，這房子也成為了電影中心。我在這裡發現音樂潮流，如《Tropicália》 ，聽到關於獨裁時期政治局勢的激烈辯論，並遇到深深影響我。 Paiva一家的房子就像戲院一樣，讓我明白世界比我想像的要大得多。」電影前半部，描寫Paiva一家生活，他們聽巴西國內外大量音樂，常有客人來訪，討論文化藝術政治各樣議題（也曾談到要不要移民）。大概沒有人猜到，其中一個小朋友後來竟成了知名導演。
《我生如是繼續》的主題很沉重，但導演不徐不疾，故事前半先寫Paiva生活。他們住在海邊小屋，電影一開始幾個孩子在沙灘上撿來小狗，就嚷着要把牠收養，男孩Marcelo抱着小狗，走進屋內，各人都說父親不會准許， Marcelo不理勸阻，明知父親正與朋友談論正事也用力敲門，觀眾仍未知這名父親性格如何，只從鏡頭下得知Paiva生活過得餘裕，而且家教頗嚴（例如小狗不能進屋）。 父親Rubens望着兒子，說是誰要養，誰准你養呢？ Marcelo佯稱母親已批准了，父親笑笑，也就准了。《我生如是繼續》寫政治迫害，但溫柔地描寫一家人的感情尤其出色。
時為1970-71年，透過音樂，我們得知女兒正迷上英美搖滾，說要到英國讀書時交個像John Lennon的英國男友。後來父母談天，父親說你猛聽外國音樂，有天也會知道國家出色的音樂人。後來軍政府來到，從軍人的視角，我們看到父親的唱片珍藏中，有巴西音樂人Caetano Veloso，也有英國Jazz Rock樂隊King Crimson。 Veloso是著名的音樂人/民運份子/抗議歌手，他曾在電影故事前兩年：1969年，因為與Gilberto Gil惡搞巴西國歌被判入獄。前面提到的 《Tropicália》（熱帶主義運動）正是他1968年的名曲。他還有一首歌，翻譯成中文歌名叫《禁止本來就是被禁止的》，以諷刺政府的嚴勵審查。
拍攝Paiva一家日常生活30分鐘後，軍政府突然就來了，氣氛急轉直下。便裝的軍人說要他隨自己協助調查，父親Rubens故作鎮靜說沒事，「可否先讓我換件衣服？」看下去，才知道他已知道發生了大事，他在拖延時間，好跟子女一一道別。此時在外玩耍的女兒Nalu突然回到家中，她可不知家中發生了巨變，她跑到樓上找父親，說要跟他借一件襯衫。 Rubens說我怎能不應承呢？女兒問他打領帶要去那兒，他說要工作，女兒說今天周日呢！他要女兒親他，說去一去很快就回來。
臨出門，Rubens一再強調自己很快回來。他「被捕」後，不久妻子Eunice Paiva也被捕，她被監禁在暗無天日的牢房，因為失去了時間的感知，只能靠記憶每天在牆上畫上日數，過了不知多久，她終於被釋放，回家後一家哭成一團。 Eunice恢復狀態後不停外出打聽丈夫下落，但政府說根本沒有拘捕過他。 Eunice找丈夫的朋友，大家都說他一定沒事，總有一天回家，但他就是沒再出現。回想當天，只有Rubens知道事態嚴重，離開前才猛拖時間，好多看妻兒一眼。從這一幕開始，電影的光線變得昏暗、音樂及對白大量減少，導演說這是敍事上的減法。
堅持微笑
Walter Salles與Paiva一家相當熟絡，他決定要改編這真人真事，拍成電影，是因為讀了她兒子Marcelo的自傳《I’m Still Here》，被深深打動。他說，巴西很少電影談及七十年代，他也想將自己（曾常出入Paiva的大屋）的回憶拆來，還有一點：「突然之間，世界的政治形勢也大變了，我們才明白我們拍的電影，也關於今天。」
巴西的軍政府在1964年策動政變，開始執政，一直至1985年獨裁統治才被推翻，統治年份長達21年。期間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大量拘捕平民，進行白色恐怖統治。據後世估算，當年巴西進行秘密審訊的地點超過二千個，不斷以嚴刑拷問政治犯，甚至將人秘密處死。政府同時在粉飾太平，據專研巴西歷史的學者研究，1970年舉行的世界盃（最後由巴西奪冠），也被利用作營造國家繁榮幸福的假象。不過，軍政府管治期間，民間的反抗聲音從沒停止。
談《我生如是繼續》，不得不提到女主角Fernanda Torres，她今年59歲，早在1986年憑《Love Me Forever or Never》獲頒康城影后。Fernanda Torres出生於演藝世家，父母都是演員，哥哥Cláudio Torres是一名導演。母親Fernanda Montenegro尤其出名，她正是本片導演 Walter Salles名成作《中央車站》的女主角，這次她也有演出本片，在片末演已患失智症的老年版Eunice。女主角Torres除了演戲，本人還還是一名作家，積極參與政治及文化的討論。
今年69歲的導演Walter Salles認識Paiva一家時，自己才13歲，那是1969年，Rubens仍未失蹤。他失蹤後，太太Eunice獨力面對困局，她先辭退了家中傭人，再將大屋租出，一家人搬去跟父母同住，好有照應。然後再安排自己回到大學進修，後來成為人權律師。電影也從第30分鐘開始，將焦點落在Eunice的身上。
Walter Salles沒有落力去塑造她是一個怎樣犀利的女英雄，寫她在人權上的功德，故事的核心還是描寫這個遭遇不測的家庭，一家人怎樣相擁並成長。丈夫失蹤時，Eunice想盡辦法要找出他下落，有天雜誌來採訪，要替她這七缺一的家庭拍全家幅，刊登在雜誌封面上，凸顯這家人少了個丈夫，攝影師和記者提他們嚴肅一點，拍攝時別笑，但Eunice說不，我們要笑，我們堅持要笑下去。
電影到了中末段， Eunice已成了人權律師，當軍政府倒台，有天她終於申請到失踪多時，屍骨無存的丈夫的死亡證，她在記者的鎂光燈下，再次露出勝利的笑容。
戲中拍過三、四張全家幅，不管怎樣，這家人堅持要笑。
時間再跳到1996年， Eunice已患上失智症，已過去了幾十年，這一家五兄弟姐妹，閒話家常地互相問到：「你在甚麼時候，接受了父親永遠不會回來了？」當年家人突然被帶走問話，然後從此音訊全無，「父親」這話題，在這家中一直成了禁忌，這傷口要多久才會治愈？才能讓這家人攤開討論？I’m Still Here這個名字，又隱藏了多少傷痛。
撰文：HSB
劇照由安樂影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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