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國寶級影后 Juliette Binoche（茱麗葉·庇洛仙）曾因演出《藍白紅三部曲之藍》，勇奪威尼斯影展、法國凱撒電影奬最佳女主角，後來她再憑英語片《別問我是誰》得奧斯卡最佳女配角，演出基阿魯斯達米執導的《似是有緣人》獲康城最佳女演員，她是影史上第一位影展大滿貫影后，被稱為法國國寶級演員。
今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踏入五十周年，邀得庇洛仙親自來港。電影節除了放映她首次執導的紀錄片作品《尋你我，覓自己》（In-I In Motion），還有她演出的新作《欲愛流離》（Queen at Sea）。影后來港多日，出席大師班，接受訪問，談從影以來的點滴回憶。
與奇斯洛夫斯基的高度默契
第五十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邀得庇洛仙來港，舉辦「茱麗葉庇洛仙 動之以情」專題，精選了其三部代表作──奇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的《藍白紅三部曲之藍》、安東尼明格拉的《別問我是誰》及基阿魯斯達米的《似是有緣人》。當年，她憑這三部電影，分別奪得威尼斯、柏林及康城三大影展的最佳女演員。
貴為國際影后，庇洛仙甫到場就熱切地跟記者打招呼，說很享受這次來港跟觀眾見面，「他們的問題都很有趣，讓我感到滿足。」香港影迷每次談到她，必然提到的作品，除了奇斯洛夫斯基的《藍白紅三部曲》，當然還有《布拉格之戀》（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1988），一部部經典作品，都令人永世難忘。
問庇洛仙，在這些難忘作品背後，她自己又有甚麼難忘回憶？她回答：「人生是一場旅程，演藝事業亦然。當你遇到新的導演、新的演員時，你其實也在與自己相遇。透過與其他靈魂、想法及感性的碰撞，你得以走進自己的內心深處。」
她想了一想，憶起近四十年前的往事，「在那段日子裡⋯⋯《布拉格之戀》（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是我首部英語電影，它對我意義重大，因為我正踏足一個從未去過的新領域，當時我感到恐懼，但開啟這段新旅程，同時亦令我深感快樂。」
談到這裡，她轉頭問記者，關於那段日子，可有甚麼更具體的想問。這次電影節放映的《藍》，曾替她摘下兩個影后寶座。大導演奇斯洛夫斯基在完成「紅白藍三部曲」後三年就離世，但他的作品至今仍為影迷津津樂道，為何他會如此獨特？
「我覺得，他內心深處住着一位謙遜的藝術家。他深知自己與某種真理相連，而那種真理是他必須訴說、必須攝製出來的。正因如此，他在分鏡選擇和劇本創作上都極其精確。他對演戲這範疇倒未必總能給出具體的指導，那不是他最熟悉的領域。但與此同時，拍電影對他而言是非常私密且個人的事。這是我的觀察。」 庇洛仙：「我們之間有一種喜悅，一種互相打趣、愛開玩笑的氛圍，我很享受這種關係。尤其因為我們當時正處理一個非常沉重、充滿戲劇性的主題與故事，那種能一起咯咯發笑、互相調侃的輕鬆感，反而讓一切變得既輕盈又富有意義，我們之間存在着高度的默契啊。」
她說，當時的劇組成員亦非常出色，「當時的第一副導演（First AD）其實就是後來成為導演的Emmanuel Finkiel，整個劇組都全情投入。攝影師Sławomir Idziak與導演之間的緊密關係，亦帶動了整個團隊。此外，作曲家Zbigniew Preisner亦深度參與其中。其實早在正式開鏡前，我們就已經開始籌備了，因為要先去錄音。他粗略教我如何編寫樂譜，好讓我（在演繹時）不至於茫無頭緒。所以，我們之間有一種難能可貴的親密感。」戲中， 庇洛仙飾演的Julie ，指揮家丈夫及女兒，在一次交通意外中同時喪命， 遺下崩潰的Julie，本來要協助丈夫，完成他寫的樂章。
庇洛仙憶述，其實在《藍》開拍前幾年的1991年，奇斯洛夫斯基邀請過她演出《兩生花》（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但當時她正忙於演出Leos Carax的《新橋之戀》（ Les Amants du Pont-Neuf），因此合作未能成事。
「我們之間發生過這段小插曲，我曾問他能否為我推遲拍攝，但他說不行。從那時起，我們就能自然而然地探討哲學話題，我倆之間的連結都是發自內心。」
當導演，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
庇洛仙在 Lance Hammer執導的新作《欲愛流離》中，演一個母親患上失智症的中年女士，記者問她，若自己患上此病會怎樣面對。 庇洛仙說：「我的母親也患有某種認知障礙症，她有時清醒，有時則不。患有這種病的人，未必能完全意識到正在發生甚麼事。所以我不知道換作是我，會如何面對。生命中總有些時刻，你必須接受眼前的遭遇。我甚至不確定病者能否選擇輕生，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你根本無法意識到正在發生了甚麼事啊。」
這次電影節放映庇洛仙首部執導作品：紀錄片《尋你我，覓自己》。2007年，她與英國編舞家 Akram Khan合作，花了七個月創作一場舞台表演，多年之後，她將當年拍下的素材剪輯成紀錄片，也就是她從影以來的首部導演作品。談到執導初衷，她說是因為自己對事物的「過程」深感興趣。
「為甚麼做，怎麼做，全都重要。事實上，我一向如此。對我而言，凡事皆重要。我不會將事物（分等級）。我認為背後的意圖才是最重要的，取決於你投入了怎樣的心力。任何思想、任何感受，都是生活與創作這場遊戲的一部分。」
她笑說，從來不會視自己為一個舞者，但她曾有一段日子，視自己為「動作表演者」（Mover），「當時Su-Man Hsu是我教練，而Akram Khan則保證動作的質素。我們進行了大量的即興創作，目的是從內在出發，尋找具有意義且個人化的東西。」 庇洛仙：「當你看到 15 或 17 年前拍攝的毛片時，你確實會看見當時的自己。但同時，在某個瞬間，我不再看見『我」了，我思考的是這部電影：我該如何訴說這個故事？如何避免過於平鋪直敘？哪些該刪減？哪些該保留？這正是製作電影的關鍵。」
她說，片段大多是她姐姐，專業攝影師/紀錄片導演 Marion Stalens拍攝的，「她當時來到排練室記錄我們的過程，我有幸能使用她的毛片。此外，我也用了一些排練時設置的攝錄機鏡頭。所以，我花了大量時間處理攝錄器材，也花了很長時間待在剪接室。」
庇洛仙說，自己的演藝生涯中從來沒有想過「要當導演」，「我不是這樣思考的。只是我手上有一個想訴說的故事，至於這會是我唯一一部劇情片？還是以後還會有更多？我不知道。就像我從未視自己為舞者，但我確實演出過一場舞蹈表演。我追求的並非頭銜。當你把自己框死在某種身份的範疇裡，其實是有點危險的。我只是熱愛以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僅此而已。」
去年9月16日，羅拔烈福去世時，庇洛仙在IG中公開說，其中一個推動她拍攝本片的，正是Sundance獨立電影節的創辦人羅拔烈福。
《藍》的棒棒糖不是神級演技
話題又回到《藍》，電影講述她演一次交通意外後，失去丈夫及女兒的Julie，痛苦萬分，後來意外發現丈夫其實另有情人，他的最愛，原來不是自己，「我有一位好友，先後失去了 12 歲的孩子和患癌的丈夫。在那兩年間，我們進行了大量的深度交流，因為她當時是我的英語老師，她是美國人。當初我還不知道自己會接拍這部電影，但關於喪子之痛以及那種感受，我們聊了很多。所以當我讀到劇本時，我心想：『就是它了，這就是我必須要做的事。』」
庇洛仙曾經三次拒絕大導演史匹堡的拍攝邀約，她說，當初史匹堡邀請自己演出《侏羅紀公園》（Jurassic Park）時，因為她接到《藍》的劇本，又有個朋友失去了 12 歲的孩子和患癌的丈夫，「我一獲邀，就決定拒絕史匹堡，選擇演出《藍》。」
看過《藍》的都記得，痛苦的 Julie在丈夫女兒去世後，本來假裝沒事，正常過活，有天她在女兒遺物中找到她的藍色棒棒糖，情緒失控，「我的朋友 Vernice 讀了《藍》劇本後，對我說：『這裏還缺了一點東西，應該要有一個物件，一些能喚起對夭折孩子記憶的東西。』於是，我向奇斯洛夫斯基提議。隨後他給了我三個選項，讓我從中挑選其一：一隻藏在暖氣機後的鞋子、一顆棒棒糖，還有第三樣東西我記不起了。我選了其中一樣，但他卻說：『不，那你還是拿棒棒糖吧。』對，棒棒糖是他替我選了。」
她憶起，當時棒棒糖的鏡頭從前後側，等一共拍了三個鏡頭， 庇洛仙問劇組，現場還有幾支棒棒糖？答案是兩支，「你們在說笑吧！我很生氣。到拍正面特寫時，竟然快沒道具了⋯⋯我記得當時打開最後一支，它居然是碎的！所以我當時不由自主地叫了一聲：『啊！』。那就是你在電影裏看到的畫面。大家看到我（因驚訝）而抬頭，那並非因為甚麼神演技，而是因為我看到棒棒糖碎掉時太過震撼。我當時根本沒有重拍的機會啊。」
庇洛仙說，剛出道時拍攝《情陷夜巴黎》（Rendez-vous，1985），戶外氣溫只有零下 20 度，冷得入骨，「當年每天都要拍攝，我完全體力透支了。到電影殺青後，我病倒在床整整兩星期，病得很重。」她說，後來學會了放鬆，一部電影結束了就是結束了，「你準備，你好好演出，到了最後一天拍攝，一切就完了。演出是一件你在當下要做好的事情，如果你遲了，一切就太遲了。（ in acting, you need to do it in the moment it’s happening. Because if you do it later, it’s too late. ）有時我會要求再拍一次，但不一定被批准啊，當初我只能每晚不斷練習，一直想着它，直至後來，我覺得好了，（演出後）到此為止。」
撰文、拍攝：何兆彬
（部份照片由香港國際電影節提供）
Hair by Marco Chan @Marcochanpro @MarcoProArtists
Makeup: @alice_thelook ;
@elawwong_thelook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請把The Culturist專頁選擇為「搶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