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戲院和藝筏電影一定不會死，但它也絕不會回到一個很大衆、很瘋狂的樣子。」——百老匯電影中心兼香港亞洲電影節總監胡芷晴
1996年，百老匯電影中心（BC）大隱隱於油麻地駿發花園，在龍蛇混雜的榕樹頭廟街旁果欄側，播小眾的藝術電影。30年過去，電影由菲林走到數碼年代，它每年放映400至500部電影，吸引30萬人次入場，累計放映超過3000部作品。《文化者》專訪了兩代掌舵：開荒總策劃黃國兆，以及現任百老匯電影中心兼亞洲電影節總監胡芷晴。兩代人面對的香港，截然不同。他們的挑戰與對策，也折射出香港電影30年來的文化風景與變遷。
開荒者：讓油麻地知道有間戲院
黃國兆是資深電影工作者、影評人、火鳥電影會創辦人之一，曾任香港國際電影節節目策劃、香港藝術中心電影節目部經理、安樂影片公司業務發展總經理。他替BC開荒的時間不長，但96、97兩年多工程重大，大概98年左右他已離開。他記得，最初安樂老闆江志強找他加盟，腦裡第一個念頭是：「難做！」
那時的油麻地，絕非文青地標。附近是品流複雜的廟街；上海街賣工業用具，與電影關係不大。駿發花園早存在，戲院外殼也建好，但沒有人知道這裏有一個隱世的光影桃園。「BC創建時是很難辦的，也花了很多時間去推廣。」黃國兆回憶。
他的對策，是把BC做成一個多用途的戲院，而不是單純的放映廳。他向江老闆提出，不要兩個院，要四個院。「花了半年再裝修，把戲院間隔成4個院，會有更多樣性；一方面可以做一些主流的，但也可以找一些小眾主題，另類一點、藝術一點。」黃國兆的多廳式算盤是這樣打的：主流大片滿座時，買不到票的觀眾退而看一齣另類選擇，「反正來都來了，就進場試試。他可能沒有什麼預期，不過既然來了，卻發現這齣伊朗片很好看，很值得。」這是觀眾培育的偏門奇招：「不只是看荷里活或港產片，希望大家願意試其他類型。」
BC也是最早建立會員制度的戲院之一。黃國兆回憶，書店Kubrick 和電影周邊商店之外，也有地方給會員看LD，「你自己找LD在那裡播，像圖書館。」在還未有DVD的年代，他親自找齊100部經典電影，例如《紅菱豔》（The Red Shoes)、《綠野仙蹤》。他還記得，最早BC想引入法國餐廳，但很難勸動對方來開業，「當時BC身處基本上不是那樣的社區」，但這些元素加起來，讓BC不只是一個放映空間，而是一個電影文化的據點。
開荒年代最大的挑戰，是讓人們知道有這樣一間戲院。黃國兆說：「BC不只是做非主流或者比較藝術的電影，而是它是多用途的，有會員制度、借書、借碟；也有書店，要讓人知道有一個這樣的戲院在油麻地。」那時所有報紙、雜誌都做過專題、訪問，連外國傳媒也關注。他們又設置燈箱、路牌，寫着百老匯電影中心，讓人知道怎麼來這個地方。
當下：整個行業在萎縮
如果說黃國兆的挑戰是「從無到有」，胡芷晴的磨礪則是「從盛轉弱」。她2018年加入BC，也是香港亞洲電影節總監。入行13年，見盡香港電影市場由盛極到萎縮。
她描述2018年之前的盛世：「戲多到你根本來不及排，不需要去宣傳，因那時市場很活躍；世界有很多戲給你選；很多活動搞；每個人都願意來香港；什麼東西都可以做，觀眾也願意聆聽和支持你。」一場疫情，整個世界、人類生活翻天覆地。「你花了好多心血去培養一些觀眾，但他們已經不在了，你要再去培養一批新人。」
更大的衝擊，是整個行業在萎縮。「無論是觀眾層面、員工層面，還是內容層面，都是一個沒有人願意入行的工業，所謂的可持續性維繫得很辛苦。」她侃侃而談，年輕人很喜歡做自己喜歡的事，但同時很清楚做喜歡的事沒有回報就不會去做。「他們會分得很清楚，我可從別的地方賺足夠的錢讓我去做喜歡的事，但喜歡的事不能像我們小時候那樣把100%自己押上。」連追夢都變得很均真，客人、觀眾也是這樣：很喜歡電影，但也很清楚自己是一個消費者，知道有很多體驗可能在家進行會更舒服，為什麼要真金白錢入場？
此外，內容層面也出現斷層。她觀察政府資助新導演的項目，「有能力拍的人很多，但他不想再拍，因為很辛苦。我拍廣告、商業項目就好。既然每做一件事都沒有上升的空間，都是虧錢的過程，何必攞苦來辛？」她直指，這不只是香港的問題，全球也是這樣。很想拍戲的人會想：不如先想辦法賺錢，到時有閒錢，就當興趣拍部戲。「全球很多導演或創作人，已沒有很強的創作欲望了。」
對策：由下而上與gatekeeper
面對觀眾變化，胡芷晴觀察到一個根本轉向：「以前可能由上而下多一點，現在由下而上。很多時候我們是被要求播什麼電影，我們就會聽。」被誰要求？「被觀衆要求。他們會告訴你他想看什麼。」例如有些電影香港沒上，但觀眾很執着、很想看，就會叫BC入，最近的例子就是熱爆網上的《牛來》。「是的，可以做給你，反正我們也是服務業。」
但由下而上也有代價，因為資訊太豐富，每個人有自己的喜好，群體很核心、很團結、很執著。「每部電影發展到的票房不會很高，因為整個群體其實只有幾千人。」她提到，有些電影被觀眾「徇眾要求」上映，最後賣得很好，但也有人看完不喜歡。「我們應該多做一點gatekeeper（把關人）的角色。」
這是BC當下的一個重要策略：既要服務觀眾，也要做好守門人。胡芷晴說，畢竟BC都要考量市場，在限定的會員活動與大眾參與之間取捨。「像經營 YouTube 頻道一樣，做的內容全部會員限定，會做不大。所以，你要照顧原底客人，但同時也要開拓新受眾，加強凝聚力。」
在選片策略上，BC也不斷調整。胡芷晴說：「現在藝術片確實變成了另一種主流。」原本大賣的藝術片已不是BC杯茶，「我們做的是那些更小眾的市場。」她以專門拍藝術片的A24出品為例，他們已發展出一種主流的商業價值。「當小眾變成了另一種主流，我們只會做更小眾一點的，可能是外語片。」她說，市場不時出現黑馬，「你以為賣不掉，但最後還是有些觀眾喜歡看的。」
黃國兆則從電影質素的角度看特挑戰。他認為，科技越進步，創意有時反而退步。「現在 AI 的出現更是大件事。」他引用一個說法：第一代拍電影的人沒有前人參考，看很多書和小說，用想像力創作，很多都成為經典。再過一代，看書、看畫展，也看第一代人的電影，然後改進。再晚一些的人不看書了，看別人拍的電影，然後模仿，已經沒有那種文化底蘊。「到了 AI 的那一代更慘。大家沒什麼機會去發揮創造力，因為 AI 已經替他想像好了，所以我其實對 AI 很有保留。」
觀影體驗：戲院不死，但難回到大眾
問到未來戲院會不會消失？胡芷晴答得斬釘截鐵：「不會。」她指，「藝術戲院和藝術電影一定不會死，但它也不會回到一個很大衆、很瘋狂的樣子」。全球戲院用家都是年輕人居多，因年輕和老人才有空閒時間入場。「早上很多耆英來看戲，退休看電影成為很多人的生活。」
黃國兆則強調戲院的體驗無可替代。「就算家裏有大屏幕、好音響，但在戲院整個體驗和在家裏看是不同的，始終你是跟一群人同呼同吸地看電影。」他欣賞Christopher Nolan，因為Nolan用IMAX攝影機、實景、直升機，想讓觀眾有特別震撼的觀影體驗，但同時照顧不同觀眾，提供70mm IMAX、70mm、IMAX、35mm等多種選擇。「他可以吸引到觀衆回到電影院。但像他這種導演也不多，我很佩服他。」
談到BC的成就，黃國兆說：「BC 開到北京，我覺得是很大的成就。」胡芷晴則在會員與新客之間繼續尋找平衡。
30年來，BC從油麻地一間很難推廣的戲院，變成香港影迷欣賞獨立作品及國際電影的重要地標。兩代總監的挑戰不同，對策也不同：黃國兆要讓人知道有一間這樣的戲院，胡芷晴要在萎縮中維持一間這樣的戲院。但不變的是，他們都相信，電影要在戲院裏，跟一群人同呼同吸地看，才完整。
喜歡胡芷晴於BC30特刊中一句感言：「30年間，電影從菲林轉到數碼，由錄影帶走到串流，到現在人工智能出現，而這座城市，亦再一次踏進不安與未知。」就是在混沌的時代，我們更需要抓住一些光。
編按：電影中心推出「電影中心三十 bc 30 bc it’s cinema」特備節目，由即日起至12月16日，帶來43部精選電影，與影迷回顧30年的觀影記憶。
撰文、拍攝：#鄭天儀
（部分舊照由BC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