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創作與評論向來相輔相成，然而在資訊碎片化的時代，深刻獨到的藝評越顯難得。
繼去年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評論組首推「藝評獎勵計劃」，成功發掘了一群熱愛藝評創作的大專生後，今年乘勢推出「藝評獎勵計劃2025－大專及畢業生組」，反應比去年更熱烈，共收到244份參賽作品。經過一輪嚴謹評審，文學、音樂、劇場、電影及視覺藝術五個藝術範疇的得獎名單現已塵埃落定！
接下來，「文化者」將刊登五篇冠軍作品，帶領讀者從新一代「藝評新力軍」的視角出發，細味藝術。
打響頭炮的是本屆文學組冠軍——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的賴潤泉。其獲獎評論文章深入剖析周耀輝教授的散文集《紙上染了藍》。賴潤泉以獨到筆觸，將現代悼亡書寫與中國抒情傳統巧妙連結，細膩探討周耀輝筆下「悼亡」的價值，以及記憶、悼亡與書寫之間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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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是某些過去的幽靈，非常脆弱。」——周耀輝
「已經物故的過去像幽靈似的透過藝術回到以前。」——宇文所安
1. 引言
悼亡書寫自古即為文學的重要母題。面對親友之逝，人類往往以文字抵抗遺忘，試圖在字裡行間挽留失落的身影。在香港文學傳統中，悼亡作品雖非罕見，卻少有深入系統的評論。周耀輝的《紙上染了藍》正是一部值得重估的作品。此書於2014年出版，隨後榮獲第13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此後再於兩岸出版。[1] 集中收錄十二篇悼念亡母的散文，以斷片式書寫串聯記憶與感官，將私人哀思、母子情感與文學美學交織一體。作品既呼應中國抒情傳統的筆觸，又回應現代書寫對碎片與不完整的偏愛。本文將以《紙》為核心，探討其如何在記憶、悼亡與書寫之間構築張力，並藉此開展對香港悼亡文學價值的再思考。
2. 書寫作為記憶
在一段訪問中，周耀輝曾經提及撰寫回憶亡母文章的目的：
她是一個普通的女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留下了很多東西，但當中有我。我寫這本書有種奢望，去證明我媽媽一生沒有白過，透過文字去告訴這個世界她存在過。我寫書、出版、得獎，我媽以這個方式存活於世的可能又大了些。她在天有靈，應該會欣賞。
周耀輝創作動力，來源於遺忘的焦慮與不朽的誘惑。這種焦慮、誘惑固然常見於各大文學傳統而具普世性，不過在中國抒情傳統尤為顯著。後者的核心主題，正是藉著書寫銘記亡者，使其超越死亡而朝向不朽。於是，得以窺見《紙》與中國抒情傳統的一絲內在親緣關係；而古典作家的寫作困境，亦如影隨形地籠罩在周耀輝頭上。例如，古典傳統中同樣有不少書寫亡母或者女性親族的散文，歐陽修曾經描述其寫作困境：
若夫男子見于外，其善惡功過，可舉而書。至於婦德主內，自非死節徇難非常之事，則其幽閑淑女之行，孰得顯然列而誌之以示後？[2]
歐、周二人所處的時代、社會結構和女性處境當然不能相提並論，不過後者仍然面對著類似的問題：如何讓世界記得一位「普通的」女人、母親曾經存在過？歐陽修以〈瀧岡阡表〉彰顯亡母婦德的公共性作為答卷，而周耀輝則選擇以拼湊、串聯斷片（fragment）的方式，復原一幅幅更大但並不完整的私密記憶印象。
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不少作者採取斷片的寫作方式：浪漫主義者的斷片像一顆種子，暗示未來的完滿實現；後現代作家則是強調非線性、平等及對宏大體系的抗拒。然而，《紙》的斷片，再次透露了與中國抒情傳統的內在親緣性。中國傳統的斷片，正如宇文所安所言：
它把現在同過去連結起來，把我們引向已經消逝的完整的情景。引起回憶的是個別的對象，它們自身永遠是不完整的；要想完整，就得借助於恢復某種整體。記憶的文學是追溯既往的文學，它目不轉睛地凝視往事，盡力要擴展自身，填補圍繞在殘存碎片四周的空白。[3]
周耀輝在其母離世兩年後，為了回憶亡母點滴，在一頁筆記寫下有關亡母的各種斷片，其中一部分，寫成了首篇回憶文章〈紙上染了藍〉，同時：
紙上很多的筆記：銀鐲子，耳挖，蘿蔔糕，新師奶⋯⋯我都沒有寫成文。先前撒下一坯土，後來一點一滴的執拾起來。這樣的事談不上完成不完成。
只能繼續。[4]
這些當時沒有被寫下來的斷片，後來在《紙》中被串聯起來——幾乎每一章都是三塊屬同一主題的斷片組成。周耀輝調度聯想，填補斷片與斷片之間的縫隙，於是斷片彼此相互映照，作為往事的殘留物，共同把作者和讀者的注意力引向消逝的過去。而讀者閱讀《紙》時見證的，並非周母完整的生命歷程，而是一幅幅由斷片構成的周母印象，以及周耀輝復原印象的過程。
關於內在親緣性的聯想，姑且止步於此，接下來讓我們回到更具體的記憶書寫。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的感官記憶書寫，尤其是觸覺和聽覺。〈涼。暖。耳朵裡的交響樂〉一章寫與母親的身體接觸。作者感慨「我觸碰我母親身體的記憶，不多，大多是童年的。是否所有男生都跟我一樣，越長大，越少觸碰母親的身體了」，又追問：「可觸覺很珍貴啊。某一場風景可以再看，某一首歌可以再聽。但某一次接觸，可以再嗎？」而在這些童年的觸覺記憶之中，作者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小時候嘗試用雙手把母親的手臂圈起來，因為手太小所以每次都不成功，「卻永遠記住了她手臂的涼」。[6] 不過，這種感官記憶的「永遠」又是何等脆弱：
假如，在她彌留的一刻，我在，我會抱著她的手臂。但我錯過了。我只能繼續懷念她的手臂，和手臂的涼。後來，我再見我媽的肉身，已經沒有她的靈魂。直到喪禮，有人幫她上了妝，看來比較熟悉了，我也想過碰碰她。沒有。我怕我碰到的是冰，不是涼，我怕從此騷擾了我的回憶。[7]
這段敘述把回憶的脆弱暴露無遺，為了對抗這種脆弱，作者希望自己是「記憶的守護天使，書寫是其中一對翅膀」。[8]
不過，以書寫守護記憶的努力也許總歸徒勞。〈打電話。噓噓噓噓噓噓。唱歌〉一章寫與母親相處的聽覺記憶。由於作者長年不在母親身旁，兩人只能以電話聯繫，這使得作者更加專注於母親的聲音而非視覺畫面。當周母來電告知外甥患癌的消息時，他感受到其母的聲音「像是女鬼的，在訴冤，在怨命，在指控前世唾罵今生的」。藉著在行文中刻意插入部分粵語，周耀輝嘗試再現母親的口吻，例如是「阿輝，我哋好慘啊」、「點算呀，仔」的哀怨，或是小時候「唔該借過小便」、「噓噓噓噓噓噓」的日常感。[9] 然而，作者終需承認：
在想起我媽聲音的時候，我也發現，其實，我能記住的，非常少。我記下了好些她說過的話，但，詭異地，不是她說話時的抑揚頓挫快慢高低冷暖厚薄。我發現，我關於她聲音的回憶非常少。[10]
思念緊了，我可以打開古老的相簿，或者手機和電腦，我可以再見她，但我完全找不到方法再聽我媽。[11]
作者無法真正記住轉瞬即逝的聲音，而他筆下的再現其實同樣無法留下周母說話的「抑揚頓挫快慢高低冷暖厚薄」。聲音的記憶隨著亡者的故去逐漸遠去，不朽的承諾和誘惑此時顯得無力。於是，作者與讀者終將醒覺：書寫縱為記憶所寄，卻永遠立於不可逾越的邊界之前。
3. 書寫作為悼亡
同樣以斷片悼念亡母的羅蘭・巴蘭（Roland Barthes），精準地描繪了書寫作為悼亡的意義：
不是將喪傷（悲慟）消彌（以為時間可以療傷的愚蠢想法），而是改變它、轉化它，將它從一種靜止狀態（困厄、悒鬱、不斷重複的相同情緒）變成一種流動狀態。[12]
轉化喪傷的意圖深刻體現於《紙》的書寫。對周耀輝來說，一方面「書寫是悼念，其實是挽留，一種我對她的告別方法」，另一方面又「從來沒有真正的道別，只有無盡的離開」。[13] 因此，周耀輝的悼亡始終在挽留與離開兩端往復徘徊。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強迫性重複原則」（repetition-compulsion），正好闡明了這種姿態的心理動機。佛洛伊德觀察到小孩反覆丟出、收回線圈的行為，正是以遊戲模擬母親離開和回歸的情境，從而消化母親首次離他而去的創傷。據此，他認為人類會通過強迫且循環的重複（repeat）行為，使意識回復到「快樂」（pleasure）的狀態。[14] 《紙》的創作緣起於香港文學雜誌《字花》為期兩年，共十二篇文章的專欄創作計劃，連載的模式恰恰為周耀輝創造了一種實現「強迫性重複」的結構：
還有四百字。還有四小時，還有四分鐘，還有四秒。兩年來，每隔兩個月，每次兩千五百字，我就安安靜靜的坐下來，是我書寫我媽？還是更像我媽把著我的手寫啊寫。像小時候她教我寫字。至少，我是如此的感覺，感覺她的同在。每隔兩個月，就有這麼一兩天，文字彷佛成了符咒，把她召回來。然後，文字寫好了，我把稿發出去，她就走了。每隔兩個月，我跟我媽團聚，然後分開。兩年來，我跟她如此團聚分開了十二次。⋯⋯至此，書寫快要結束，太多還未完成。也許，就像我寫過的，這樣的事談不上完成不完成。[15]
從兩年間不斷重複的追憶和敘述中，周耀輝也許獲得了重複抒情的快感，喪傷之痛由此轉化成流動狀態。招魂與告別沒有終點，就如《紙》的英文書名所述，A long long farewell。
巴特止步於悲慟的沉溺——「沉浸於悲慟之中，卻讓我覺得幸福。所有阻礙我沉浸於悲慟中的，我都不能忍受」，使他失去求生意志，拒絕治療。[16] 而周耀輝的喪傷轉化與哀悼書寫，則促成了行動與改變。這本悼念母親的散文集，從頭到尾都為「父不在」的陰影所籠罩，以至周耀輝竟以弒父情結作為全書開首：
在我還沒有發表任何作品之前，已經想過一定要寫一篇小說。
小說的主題、主線，甚至主角我都不清楚，只知道開始的一幕必定是一場葬禮，一個父親的葬禮，兒子剛好撒下一坯土，而視點居然是從下而上，看到零零碎碎的土撲面而來，破裂了一片藍天。[17]
對生父的恨意，源於生父在作者兩歲時拋下了三母子，在加拿大另外成家。此一恨意、情結非但沒有隨著周母的離去而消解，反而再次以一種強烈的身體感喚起：
直到今年二月，我打了電話給他，竟然是因為我媽的死亡。⋯⋯但我當時清清楚楚的感覺到我的憤怒，帶著年年月月的重量，聚到我身體之顛。我的指頭抓緊，我的舌尖快要裂開。[18]
周耀輝告知母親死訊時，曾答應父親喪事完結之後會打電話給他，但四年間始終沒有兌現。直到專欄告終之時，周耀輝「一篇一篇看下去，我發現，原來我還欠我爸一通回電」，[19] 於是寫了一封信寄給父親。本書後記由此而來，記錄了信件寄出後二人一通電話和父親一封回信。悼亡的書寫和閱讀，最終竟然促成了父子嘗試和解，周耀輝在最後寫道：
我們終於得到他的地址了，不是郵箱號碼，是他親手寫的。
也許，我們還會多打幾通電話。也許，他會給我他兒子的聯繫方法。
也許，我真的會參加他的喪禮。[20]
周耀輝後來在訪問自言：「有些感情的傷害非常深，窮一生也不可能解決。我和父親之間，至今為止還是這樣的。」[21] 三個「也許」或者暗示父子和解無疾而終，但又何嘗不是鬆動這段僵持關係的可能和契機？悼亡書寫雖未能弭合過去與現在的斷裂，卻在無聲間裂開一條通往未來的微光之口。
4. 結語
在周耀輝筆下，悼亡既非單純的追憶，也非單純的告別，而是一場不斷循環的召喚與放手。斷片般的文字宛如殘響，既無法完整復原母親的身影，卻又在空白之間引導我們凝視那無可挽回的失落。書寫因此成為矛盾的存在：它既暴露記憶的脆弱，又賦予回憶短暫的延續。愛與缺席、記憶與遺忘、生與死，始終交錯無解；而悼亡的真正價值，或許正是在無法完成之中，仍願意一次次書寫下去。
[1] 周耀輝著：《紙上染了藍》（香港：亮光文化，2014年），又分別有中、臺版本（四川：四川文藝出版社，2016年；桃園：逗點文創結社，2018年）。本文引文頁數出處，除特別註明外，均據2016年版。
[2]〔宋〕歐陽脩著，洪本健校箋：《歐陽脩詩文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居士集》，卷36，頁943。
[3]〔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頁3。
[4] 周耀輝：《紙上染了藍》，頁9-10。
[5] 圖片出自本書臺版（2018年）目錄頁。
[6] 周耀輝：《紙上染了藍》，頁35-44。
[7] 周耀輝：《紙上染了藍》，頁43-44。
[8] 周耀輝：《紙上染了藍》，頁44。
[9] 周耀輝：《紙上染了藍》，頁127-138。
[10] 周耀輝：《紙上染了藍》，頁132。
[11] 周耀輝：《紙上染了藍》，頁136。
[12] 〔法〕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劉俐譯：《哀悼日記：1977年10月26日—1979年9月15日》（臺北：商周出版，2011年），頁154。
[13] 周耀輝：《紙上染了藍》，頁142。
[14] 〔奧〕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著，楊韶剛等譯：《超越快樂原則》（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臺北：米娜貝爾出版社，2000年），頁43-45。
[15] 周耀輝：《紙上染了藍》，頁148-149。
[16] 巴特：《哀悼日記》，頁184。
[17] 周耀輝：《紙上染了藍》，頁1。
[18] 周耀輝：《紙上染了藍》，頁2-3。
[19] 周耀輝：《紙上染了藍》，頁143。
[20] 周耀輝：《紙上染了藍》，頁156。
[21] 沈眠：〈寫書是挽留，是重複無盡的離開：周耀輝與李焯雄對談〉，「Open Book閱讀誌」網站，2018年3月5日。於2025年8月29日瀏覽，鏈接：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1086。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宋〕歐陽脩著，洪本健校箋：《歐陽脩詩文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
- 〔奧〕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著，楊韶剛等譯：《超越快樂原則》（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臺北：米娜貝爾出版社，2000年。
- 周耀輝著：《紙上染了藍》。香港：亮光文化，2014年；四川：四川文藝出版社，2016年；桃園：逗點文創結社，2018年。
- 〔法〕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劉俐譯：《哀悼日記：1977年10月26日—1979年9月15日》。臺北：商周出版，2011年。
（二）網絡資料
- 沈眠：〈寫書是挽留，是重複無盡的離開：周耀輝與李焯雄對談〉，「Open Book閱讀誌」網站，2018年3月5日。於2025年8月29日瀏覽，鏈接：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1086。
撰文：賴潤泉（「藝評獎勵計劃2024 —大專及畢業生組」文學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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