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是對自己誠實，如果我真的決定要做這件事，就應該做到底，拍出我想拍的電影。」
──Mary Stephen（雪美蓮）
一個人的名字看似平凡，卻能牽動一個時代。
《隱蹟之書：重寫自我》在香港公映之際，訪問身處法國的 Mary，屏幕後的她由殖民時代家族故事，坦蕩談到當下的網絡世代。「在現在這個時代，是很適合說這個故事的。」她如此說道。「因爲他們（Mary 父母）當初捏造的另一個身份，跟我們現在的時代是很相似的。」
初聽「Mary Stephen」的名字，會知道她是法國新浪潮名導伊力盧馬（Éric Rohmer）的御用剪接師，再往下溯，才知道她來自香港，生於典型華人家庭。多年來，就連 Mary 自己也總想不透：自己到底姓史蒂芬，還是姓雪、姓陳？
身世之謎籠罩多年，直到四、五年前，一個作家朋友到訪她家，看見書櫃上幾本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作品，告訴她，吳爾芙原本的姓氏其實是「Stephen」，「那時我才有了一些頭緒，思考怎樣做一部有趣的電影。」過程中，Mary 追尋家族歷史，翻看父親拍下的殖民香港錄像，又重讀母親的詩作，逐漸發現，自己的家族記憶裏，原來不無戰亂離散、階級流動、身分認同等多重議題──她的家族故事，背後牽動着更龐大的東西。
但身為剪接師的 Mary，無意只拍一部單純的紀錄片。父親留下的珍貴舊香港影像，在 Mary 獨有的蒙太奇下，時空跳接，虛實交錯，脫胎成非比尋常的「紀錄片」。「我拍的是一部散文式的電影，或者說藝術電影，具有很多虛構元素，這是另外一種表達方式，你根本可以把它當作劇情片來看。」孰真孰假？影像與敘述的權力，真實與虛構的界線，種種說故事的方式，大概遠比真相本身，更是這部電影所欲探討的主題。
「除了剪接師，別人是拍不出來的。」難怪 Mary 如此豪言。
記憶裏的「拍攝狂」父親
《隱蹟之書：重寫自我》英文片名為「Palimpsest」，意指「羊皮重寫本」。古時羊皮紙昂貴，抄寫員刮去紙上舊文字後，便在手稿上重新書寫，使舊字往往留有痕跡。「Palimpsest」因而象徵着歷史的謄寫、抹除與覆寫。
談起這部電影的起源時，Mary 說，其實自己早在 20 多年前已開始醞釀，並一直有尋找資料，但出於工作繁忙，多年來未能抽空進行。直到四、五年前，各種機緣巧合，才促成她真正展開這部電影的拍攝計畫。她翻尋家裏的舊資料，發現父親留下了大量材料，除了多本黑皮、紅皮日記本外，還有一批珍貴的 16mm、8mm 家庭影片與照片。「很小的時候，記憶中我的爸爸就時常放這些片段給我們看。但直到進行這個項目，把所有內容數位化之後，我才真正把它們全部看完。」最令 Mary 驚奇的，是當中有些她從來沒看過的片段：「譬如其中有一幕，我看到還是寶寶的自己，仍在學走路，去碰他那些 16mm 電影盒子。看到之後，發現這一段對於我的電影來說剛好合適。」
從小，Mary 印象中的父親總是拿着攝影機，「最初我是不同意、不太舒服的。長大後，其中有一個鏡頭看到我們在家裏請客時，我一臉嬲爆爆的樣子。那時他常將那些很重很大的攝影燈，對着門口，每個人進來都像在演戲。我想那時很少家庭會這樣做，真的像是拍戲狂那樣。」
她爸爸於 1949 年到 1962 年間拍下的影像，記錄了戰後香港社會的生活縮影。片中令人深刻的一幕，是鏡頭聚焦 Mary 家對面的木屋區，火光熊熊，居民無助旁觀，畫面沒有配樂，只有燃燒的聲音，沉寂得殘酷，與淺水灣上流階級的生活形成深刻的對比。當年的火災，Mary 曾親眼見過不止一次，卻首度在父親留下的影像中看見。「現在再看他拍的那一段，我覺得真的很厲害。他拍下人們的表情、他們的哀傷，以及如何搶救，還有火災前後的情景，這真的是一種紀錄片的拍攝方法，我看到的時候也十分感動。」
從寫作到影像
由小時候看着父親無時無刻手持攝影機，到後來 Mary 以亞洲女性剪接師身分打進法國電影圈，猶如一脈相承。但原來，她最初反而受母親的影響更深。
Mary 的媽媽年輕時懷抱文學理想，以筆名「海燕」寫詩，發佈於刊物。這種對文字的熱愛，也影響了 Mary 和她的兄姊。「我哥哥雖然讀理科，但其實所有有關哲學、文學、詩的東西，都是他傳給我的。」她說。「我很久以前已開始讀《中國學生周報》，曾用中文投過幾篇稿，但好像都沒有出版。後來陸離擔任英文版的總編輯，我就開始投稿英文作品。我 15 歲離開香港之前的一年，他選用了很多我的文章。我到加拿大讀書之後才開始拍電影，但在那之前，其實我本是寫作為主。」
由文字到影像的轉折，源於 Mary 隨父母移居加拿大後面臨的文化差異。「在香港時，我自覺說英文還挺流利的，也會用英文寫作，但到了滿地可後，真的要從頭來過，感覺完全是一次文化衝撃，難以進入別人的社會，所以就把寫作那方面全部扔下了。」三年後，Mary 在大學中修讀電影，拾起了另一種媒介的語言。當時拍下的四部短片，今年更經 M+ 修復、數碼化及上映，Mary 回看當時影像，發現自己後來的剪接風格，原來早在那時就已經確立了，「就是那種蒙太奇的手法。最近我在紐約和其他地方放映這些短片，年輕一代對當中的 avant-garde 感到驚訝，但那時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玩的，也不是特別先進。」
回顧家族素材時，Mary 發現母親留下的資料，遠不比父親多，便將她化成片中角色，改變敘事焦點，講述她改了爸爸的姓氏，份量大為加重。2023 年秋天，Mary 入選法國南部卡西斯卡馬戈藝術家駐留計畫，讓她在吳爾芙曾與姊姊及侄子朱利安（Julian Bell）避暑的土地上，思考這部作品的創作，再啟發她將母親的詩人角色置入電影，描述她疑似協助朱利安與凌叔華在香港密會。Mary 的家族身世，遂在電影中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虛實難分的敘事
無論影像或文字，對 Mary 來說，都是一種「重構（reinvent）」現實的敘事形式。「我沒有興趣拍一部純粹尋根的紀錄片。」她說。「我不想做一部紀錄片，而是想在電影的形式中，研究和探索不同的做法。」
製作《隱蹟之書》時，Mary 採用一種近乎意識流的方式，以影像的直覺先行。「雖然有少許大綱，知道在哪裏開始，在哪裏結尾，但中間怎樣扣連下去，真的是摸索出來的。我好像分擔了兩個角色──我是自己的剪接顧問，會站在我身後說：『你這個做得不對。』」她笑着表示。「材料在這裏，素材都在這裏，但是怎樣（把故事）砌出來呢？我就好像砌積木那樣去砌，這就是一種故事性的砌法，這就是剪接師會做的事。」
剪接是一種說故事的方式。在零散的原始素材中，尋找一道敘事的脈絡，真實與虛構、現實與創作，也在其中縷織難分。一如《隱蹟之書》裏，父親透過文字重新書寫自身的過去，留下的影像再經由後代剪接，自我與家族的故事，也在一遍又一遍的謄寫、抹去與覆寫之間，難以辨明真實，從而打破了劇情片與紀錄片之間的界線。
Mary 的剪接生涯中，最初她以劇情片剪接為主，除了伊力盧馬的電影外，也曾參與許鞍華、杜海濱、黃浩然和曾翠珊等人的作品，直到後期才開始剪紀錄片。她認為，紀錄片與劇情片本就難以鮮明二分，例如 2009 年，她為加拿大華人導演范立欣執導的紀錄片《歸途列車》擔任剪接，描述中國離鄉民工於春節返家探親的歷程，刻意採用了故事性的形式；同年，Mary 參與杜海濱的四川大地震紀錄片《1428》，剛好拍到一名衣衫破爛、行走於廢墟中的乞丐：「其實他的畫面是很少的，但我們就決定用那個乞丐來做主體，使鏡頭總是轉到他身上，有時對着鏡頭，有時只看見他走過。」
由於兩部片在同一時間推出，因此屢在同一電影節播放，Mary 記得：「觀眾會問我，《1428》中那名乞丐是不是演員來的？反而《歸途列車》他們則覺得十分真實，但其實這剛好相反。所以從那時開始，我已在反思：紀錄片的真實性有多少？又有多少是我們自己創作出來的？」她認為，紀錄片的剪接師也是一名「共同創作者」，因為它最終的成品，離不開剪接師的構思。因此相比起真實性，Mary 直言，紀錄片最重要的特質是「誠實」：「剪接師也是紀錄片的作者導演，可以左右觀眾看見的畫面，這是挺危險，很需要他誠實地做一個好人。」
新時代的變與不變
影像的建構，由此成為了《隱蹟之書》的其中一個重要主題。Mary 認為，這部電影很適合在這個時代放映，因為如今人們透過社交媒體塑造自身，就跟她父母透過文字和影像重寫家族故事的做法不謀而合：「所有人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角色。我發覺，如今從事電影藝術的人都會做自我宣傳，以前我是不好意思做這種事的，但如今這已是一件很普遍被接受的事情。所以我覺得，時代的確變了，但是不是真的變得這麼厲害呢？回看我爸爸媽媽的故事，就會發覺當中有一種平行感──他們其實都是這樣做的，只是那時候還沒有互聯網，沒有社交媒體。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對照。」
《隱蹟之書》由去年九月在多倫多國際電影節首映到現在，很多觀眾都跟 Mary 反映，這部片使他們想起了自己的家庭，推動他們多了解一點、多探索自己的家庭故事，這使 Mary 大為感動：「我原本以為這部片是很自我、很個人的。最初開始做的時候我就在想：誰會看啊？甚麼人會有興趣？但原來有共鳴的觀眾十分多。這就是我想做的事：如果可以引起觀眾想起他們自己的家庭，以及如何處理自己對家庭的感情與故事，我想這是最重要的。」
創造自己的人生
她透露，片中還有許多沒能涵蓋的細節，如父母到加拿大之後的生活，乃至 Mary 自身闖進法國電影圈的經歷，「我想我不會拍，但是我會寫下去。」家族的故事，猶如巨樹的氣根與枝葉，仍在各處尋找呼吸的空間，繼續生長。看畢《隱蹟之書》後，問 Mary 能否找到一開始所渴望的答案，她這樣回答：「這部電影其實只是一個開頭，我做的時候也沒有想過結尾會是怎樣。尤其找回我爸爸日記時，看了兩三本就不想再看了，太多了。就開始有這個結論：這些東西應該是要放下的，不要再執迷於前人的歷史。」
然而，不再執迷，不等同於渾然不知。由尋覓、記得到放下，就如 Mary 帶同自身的子女尋根一樣：「我的下一代在法國出生、長大，又不會說中文，但他們始終覺得有一部分的自己是東方人。重要的是讓他們知道這個歷史，他們將來想繼續尋找也好，或者不尋找也不要緊，至少有個底在這裏，有些根在這裏，知道它們是存在的，就可以了。」
《隱蹟之書》的最後，引用了波斯詩人魯米（Rūmī）的一句：「不要滿足於別人的故事，去譜寫自己的傳奇吧。（Don’t be satisfied with stories, unfold your own myth.）」成為 Mary 追尋家族史後的結語：「我覺得創造自己的人生是最重要的。」一個姓氏、一個家族的記憶、一段起點不明的故事。《隱蹟之書：重寫自我》將記憶與真實打碎重組，世代之間既斷且連，歷史遂在一層又一層的重構之中，有着無窮的敘述可能。
撰文：鄭思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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