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more dark, no more fear / There’s a new day that it’s bringing / Something simple is the key / Only love will set us free……」
這幾句歌詞，來自美國爵士結他手 Terry Callier 的《Love Theme from Spartacus》。在紐約一個醉意朦朧的夜晚，這首歌意外地在房間裡響起，全場安靜。那一刻，龔志成（阿龔）與江逸天（Olivier）還不知道，這首歌將成為他們首張合作專輯以及一場音樂會的名稱。
「現實雖黑暗，但我們的信心更強大。」問到音樂會《No More Dark》的真正含義，阿龔這樣直言。自 2025 年起，二人踏遍檳城、台北、悉尼與紐約，將鋼琴、結他、管樂等電子與原音樂器的即興演奏，編織成細膩豐富的旋律，嘗試藉此在黑暗中凝視、尋美。
這次合作並非一時興起。阿龔回憶，二人相識於 Olivier 從英國回港之初：「我一直都很欣賞他的音樂。但大概 3 年前左右，才真正比較多一起去玩音樂，一起即興演出。」他形容Olivier 是一位讓他感到安心的音樂拍檔。
「我們認識了差不多 10 年，當時他真的帶起了我，向我介紹香港的音樂圈子，讓我認識了很多本地音樂人。慢慢地，我也把他視為我的導師。」Olivier笑言，這次合作自己選擇了「放手」，因為看到阿龔作為藝術家的另一面：「這次和製作團隊討論時，就發現阿龔作為藝術家，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貢獻、可以表達。所以這次我可以退居幕後去欣賞整件事自然發生。」
各種音樂語言中找到情感
「我不是現代古典、爵士樂即興的人、很實驗性的那種人。」阿龔坦言，自己在香港很難找到合拍的音樂夥伴，這與他獨特的音樂語言有關。他的背景是古典音樂與現代古典音樂，卻不屬於任何一個既定的流派：「創作和演出很多時候，慢慢都會回到 Mahler、Beethoven，某種程度上的浪漫主義。對我來說除了是浪漫主義，也是一種人文主義，其實就是講人類情感，即是喜怒哀樂。」
對「人類情感」的好奇，也延伸到他的演奏當中。他直言自己對聲音極其敏感，但不是追求完美技巧的傳統音樂人：「我吹樂器自成一家。由於多年的訓練，我會操控聲音，我會玩弄聲音，所有樂器都變成幫助我產生聲音的工具。所以我為什麼會拉出特別的聲音，因為它們都代表著我的情感。」
在紐約的那個夜晚，二人看了一場演出後喝酒，從紅酒到啤酒再到威士忌，醉意正濃時，《Love Theme from Spartacus》突然響起，Olivier回憶：「突然整個房間安靜得不得了。」阿龔則補充，他早在兩年前於峇里島時已偶然在 Spotify 上喜歡上 Callier 的聲音，當 Olivier 一播，他立刻認出。
對阿龔而言，《No More Dark》不只是名稱，更是某種精神狀態。他形容腦海中浮現的畫面：「凝視著破落的廢墟，但當中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美。」他聯想到《Blade Runner》中末日都市的頹廢美，以及現代社會表面華麗、內裡不堪的現實。
專輯中有一首特別的作品，是二人在錄音室中分開錄製的。阿龔解釋，他們約定在五分鐘內各自創作，同步錄音，但完全聽不到對方在做什麼：「所以我們唯一聽到的時候，就是我們錄完之後播放，我們被那個結果嚇到了，很特別。」他指二人演奏的音樂相當契合，這首作品的名字來自《Love Theme from Spartacus》中的歌詞 「It’s So Far And It’s So Near」，並將會在音樂會上演出。
穿越時代的音樂語言
阿龔笑言，自己與Olivier在性格、背景、喜好上的分別很大，但二人都對質素有要求：「這樣碰撞在一起，很有趣。」他認為，除了在音樂語言上找到了共通的表達方式，也幫助他自己反思過去。他從小沉迷柴可夫斯基、莫扎特、貝多芬的古典音樂，到美國接觸當代古典，再回到香港尋找屬於自己的表達。他發現，這次音樂會上所用的樂器和音樂，都與他過去三十多年所做的有所關聯：「譬如我有一件樂器，是 1987 年吹到現在。」樂器不變，對音樂的追求也始終不變。
談及香港音樂界，阿龔直言，大多數音樂人傾向於聚焦一種風格：「獨立音樂家就專注於獨立流行或搖滾；爵士樂就是傳統爵士；實驗音樂就是比較極端一點的即興聲音；現代古典樂包含很多學術性概念。很難看到有一些音樂家打破風格上的限制。」
他認為跟創作的本質有關，沒有人能夠憑空發明一種全新的音樂語言，因為所有語言早已被用盡：「而是你怎樣去找一個適合你表達的組合。」這正正是《No More Dark》最獨特的地方，二人並非企圖創造一種前所未有的音樂語言，而是將對各自有意義的音樂風格共冶一爐，在抽象的聲音中說故事，他說：「這個概念代表那個成果，也是我們的經歷。」
從去年開始，阿龔與Olivier不斷在不同城市之間穿梭演出。他形容這種「在路上」的感覺：「是一個無家可歸的狀態，但我是享受的，也反映了我在香港的環境。香港人常常是一個沒有根的人，沒有根，但我們其他一樣很開心，都生存得很舒服。」他對香港的感情，是愛與恨的糾纏：「這個是我的家，但那種虛無性是比我十、二十多年前回來時嚴重。」但阿龔並未因此陷入絕望。他形容自己是一個「虛無而悲觀得來，樂觀的一個人」，因為他始終相信人類能通過藝術語言表達情感，仍然有意義、有力量。他補充，Olivier雖年輕，卻能以文字把這些複雜的意象與情感表達出來，大概就是二人能夠一起做音樂的原因。Olivier則仍在尋找自己的哲學定位，但他堅定地說：「存在一定有意義。」
從三島由紀夫到馬勒的文化碰撞
「我想我們兩個都被『美』吸引，傳統的美，但也看到美的缺憾。」阿龔形容 Olivier 擁有「老靈魂」，二人之所以能夠深入溝通，很大程度上源於他們的相似文化喜好，如愛讀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等的著作。阿龔特別提到三島的「日本式的存在主義」及川端康成晚年短篇《睡美人》中那種對美與缺陷的凝視，認為大家同為亞洲人，對「美」的共鳴相當自然。
音樂上，二人的共同語言是貝多芬與馬勒。阿龔形容馬勒對他的影響深遠：「最重要的是情感流動和結構，有點像意識流，東西會突然變得連媽媽都不認識，有一點像 James Joyce 的《尤利西斯》。」他說，每次要建構一個七八十分鐘的音樂體驗時，就很自然地想起馬勒。
阿龔說，如果一開始不是西方古典音樂家的影響、中國古琴音樂、唐詩宋詞的意境，他也沒有那種敏感度去欣賞其他東西。他感嘆，香港人在亞洲的語境下比日本、韓國都更西化，以致人們不太會欣賞「美」。他笑言自己大概是香港藝術界第一個提及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的人。那是 1987 年左右，他還年輕時，已經在讀尼采、沙特、卡繆，還有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
Olivier則分享了他「老靈魂」的來源。他小時候外公是出版人，常帶他出席文人飯局，坐在一群作家和編輯中間：「我聽他們說話，就覺得這個世界很神奇。」他突然提起前一晚剛看完Christopher Nolan新作《奧德賽》。他直言電影拍得很好，用娛樂性的手法講了一個大道理，但問題是，它能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Odyssey》本身其實是一個經典，你可以看很多次，你都不會膩，裡面有可回看的元素。但我覺得這部新電影正正就是代表了現在的人怎麼看東西、需要什麼。因為它的剪接是快到不得了，不斷閃，不斷有新的刺激給你，不斷『嘩』。」他隨即話鋒一轉，將疑問指向自己：「但我們完全是相反的，但也令我不斷反問自己：究竟是不是我自己也過時了？」
面對年輕夥伴的自我懷疑，阿龔堅定地回應：「藝術不應該和時間有連繫，因為藝術，老套點說，是想像永恆。」他認為，永恆或許是相對的，但藝術思考的是超越當下這個瞬間的事物。他反覆使用「human」這個詞，human culture、humanism、human emotion，就是希望強調藝術關心的不是個人，而是與人類群體的連結。正如他早前所言，重要的不是黑暗是否存在，而是在黑暗中，我們對世界，仍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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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演藝 x 龔志成 x 江逸天：No More Dark》
日期：8月21-22日
時間：8pm
地點：西九自由空間大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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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鄭天儀、林丰
撰文、拍攝：林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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