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觸的 LGBTQ 群體,其實代表了社會最前線的一種精神力量。就因為他們習慣為權益發聲,所以在社會上自然站得很前。他們不只為自己,也參與爭取人權的倡議,因為這一切與他們息息相關。」—— 《超風》導演 #翁子光

梁朝偉說電影《超風》讓他想起存在主義;我反而感受到一陣現代武俠片的風骨。片中的主角與金庸筆下的妖女梅超風果真有點連繫,翁子光強調這次要搣走他的奇案導演、獵奇客的既有外間感觀,拍一位跨性別者尋找生命意義經歷的苦難與「雌雄同體」的強大;而主角劉語喬本身也帶有這種質感。戲裡戲外說的不只是「性別狀態」的自在,而是人活着由誰來定義你自己的叩問。
劇中主角超風在內地成長,生理性別是男人,卻因為想當女人不被家人接納,更被逼思想改造,於是出走香港,但性工作與遇上各種壓迫。談到電影的初心,故事的藍本、跨女編劇李嘉怡率性地拋下:「《超風》探討的核心:在尋找自我的過渡中,你是否思考過自己真正想要什麼?還只是為了迎合社會對男女或性別的定義,來定義你自己……做自己為什麼需要勇氣?這難道不該是件很自然的事?」
沒猶豫半秒,她補上一句:「其實這無關性器官,而是關乎內心。」
當頭棒喝。而一位直男導演,為什麼要拍跨性別的小眾故事?
翁子光很清楚外界一定會問,他搶先把問題一一說白:「為什麼你不找真正的 LGBTQ 人士來演超風這個主角(劉語喬是女演員)?第二,為什麼不多給跨性別女性一點鏡頭?」他模仿質疑者的語氣道:「不夠多,我想看更多。為什麼?因為我在日常生活中根本見不到她們,所以我才很想看。」
他停頓一下,直接回敬:「老兄,我拍這些不是為了滿足你的好奇心!」
翁子光強調,沒有打算拍一部讓觀眾消費苦難、滿足獵奇的電影。他要說的是人的內心,不是跨性別者的外在。「既然我在探討性別流動性,包括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的靈活性,為什麼我就不能找女生去演繹呢?」他反問。

翁子光與 LGBTQ 群體的連結,遠比外界想像的深。年輕時,亡友邵家臻帶他接觸青年議會、學聯還有紫藤等。「LGBTQ 其實代表了社會最前線的一種精神力量。就因為他們習慣為權益發聲,所以在社會上站得很前,他們不只為自己發聲。所以我很尊重,甚至對他們有種強烈的歸屬感。」但今天的香港,一提到這些大家或許就會「關機」。「如果還想在某些議題上發聲,我們確實不宜說得太露骨。但問題是,話題往往無法深入。」於是,他決定用電影去拆解自己所想探討的。
百多萬的製作,最大的挑戰不是錢
《超風》小眾也小本,只投資了百多萬元,在香港電影的尺度裡極其罕見,但翁子光沒有把錢掛在嘴邊。他談得更多的是創作上的取捨:如何在獵奇與寫實之間,找到一條不消費任何人的路。
「我們不想把它拍成一部苦難紀錄片,讓觀眾看完之後覺得:嘩,LGBTQ 族群真的好多問題。」他說,團隊選擇用另一部紀錄片來訴說另一位跨性別者的故事,由她親自出演。「我不想拍訴苦式電影,希望能從情感層面切入。」

這種自覺,來自李嘉怡的親身經歷。她把自己的私人情感與經歷放進劇本,包括與家人的關係。「這既是我的經歷,也是許多跨性別人士共同的故事。」她說,參與這部電影是一個療癒的過程。「那時我深陷抑鬱,父親不接受我,所以我常想製造些證據留給這世界看,證明它曾如何殘酷地對待我。」30 年性別掙扎、「出櫃」換來父親斷絕關係,連喪禮都把她禁足,如電影情節恰恰相反,或許是替自己完成了某種心願。
《超風》沒有迴避傷口,但也沒有停留在傷口。李嘉怡記得香港電影節閉幕時,她邀請一向支持她的母親出席。「電影放映時她淚流不止,結束後衝向我懷裡,緊緊抱了我十分鐘。見到導演時,她也同樣衝上前去擁抱對方。因為她終於看到我活得開心了。」
在政治正確的年代,誰有權定義誰能演誰?
選角爭議是《超風》無法迴避的風眼。翁子光找來劉語喬飾演超風,而非跨性別演員。「既然我在探討性別流動性,包括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的靈活性,為什麼我就不能找我認為合適的人去演繹呢?我不是要讓你看跨性別者的外在,而是要訴說他們的內心,這才是關鍵。」
劉語喬的氣質偏中性,在翁子光的想像裡,她能投射出跨性別人士對女性美追求的一種特質,「而非純粹單向性別表達的味道」。事實證明,戲中她既能吸引男人,也能吸引女人。「這就是我們想呈現的感覺。」翁子光說,角色爭議爆發時,他反而覺得打開了局面。「既然我認為這個世界不該由單一話語權所壟斷,那麼開放討論才是最理想的。」
他對當下所謂「政治正確」的氛圍有明顯的批判:「當一個地方表面開明,內部卻歧視叢生,這代表什麼?這就是虛偽。」他認為,真正的開放不是設下更多關卡,而是打開審美的可能。「無論性傾向如何,誰不覺得 Leslie 有魅力?這究竟是為什麼?其實這完全超越了既定的審美,甚至可以更開闊。」
雌雄同體是一種強大的存在
電影沒有刻意探討性別重置手術,翁子光解釋:「這就是想像力的展現。」李嘉怡補充:「如果你看過許多早期的跨性別題材作品,像是《丹麥女孩》,你會發現它們都有許多掙扎。我的跨性別過渡期很完整,有起點也有終點,但手術絕非終結。」她說:「一個女人難道今天當了女人,明天就不需要再當了嗎?你無時無刻都在實踐女性的身分,必須不斷面對社會的審視與挑戰。」
翁子光則提出一個更根本的命題:「手術完成,就代表能擺脫性別不安嗎?其實未必。這只不過是在術前、過渡期,甚或是你已經安定下來,活成了一種雌雄同體。這狀態本身就是種強大的存在。」
劉語喬對於角色有種共鳴:「我就像一隻鳥,即便被打落塵埃,依然能振翅高飛。」她說,超風剃完頭、從治療所出來跳那段舞的時候,很自信漂亮。那是全片最具生命力的時刻,一個被反覆摺疊、洗腦、壓迫的人,最終選擇以自主的身體跳舞。

問到電影的社會價值,李嘉怡說得誠懇:「電影本質上就是一場尋找知音的過程,不該淪為說教。」她說,很多跨性別朋友看完後,從中找回共鳴。「這部電影並未完結,它仍在發酵、仍在開始。」翁子光則把這件事拉回創作的本質:「我從不強求拍出一百分的電影,我只希望作品能引發觀眾的新思考。」他說,《超風》是他至今拍過最好的作品,所謂「最好」,是指它回歸到最初想要的模樣。「我們始終沒離開過那個核心,反而豐富了整部片的語境與層次。」
訪問尾聲,問到未來的創作計劃,翁子光說他的《紙盒藏屍》正在排期上映中,日後想改編小說,特別想拍顧城的詩,想拍日本作家桐野夏生。但他也承認,自己常在商業與藝術之間掙扎。
劇中有一句話「想像力可以令我們更自由」,李嘉怡指:「很多時我們的痛苦,不是來自一些很大的創傷,而是那份不連貫性,社會上沒有相關的概念,去容納我們的身分,去解釋我們的存在、我們的思想。我們會受到語言這個不完美的工具、對方對話題的認知等限制。」

這或許就是《超風》最可貴的地方:它沒有試圖討好任何人,只直面跨性別者的真實處境;也拒絕用政治正確的模板來選角、來叙事。它只討好一個對象:那些在尋找自我過渡過程中,真正思考過自己想要什麼的人。
李嘉怡說得對,做自己為什麼需要勇氣?這難道不該是件很自然的事嗎?《超風》沒有給出答案。它只是把一個人的內心攤開,讓你安靜地看見那個被削磨但仍守護着稜角的靈魂。
撰文、攝影:#鄭天儀
(劇照由電影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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